春节假期刚过，郝婕(化名)又准点出现在家附近的社区医疗服务站，披上白大褂，成为附近居民口中的“小郝大夫”。但郝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夫”，甚至连亮出其康复治疗师的身份时也有些底气不足——走出象牙塔后一道道立在现实中的门槛，让她还没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体育领域康复教育和医疗领域康复教育怎么就不能融合?要么毕业就失业，要么找到工作的也整天提心掉胆，生怕自己连做治疗师的资格都会被无理剥夺。”看见师姐在朋友圈里发的一句话，郝婕只觉得“不能同意更多”。

跨不过门槛很痛苦

　　去年6月，从国内一所著名体育类高校的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毕业后，郝婕原想“进医院，成为一名康复治疗师”，可毕业前3个月，她往家乡医院投递的简历被退回，对方给出建议：“你不是医学院的，也不确定你未来能否考资格证和职称，还是重新考虑就业方向吧。”

　　这样的话，郝婕的不少同学都听到过。据她估算，班里100多人，约有三成还在朝着进入医疗系统努力，其余的要么考研要么彻底转行“做一些不限专业的工作。”摆在这些学生眼前的几条路，专业运动队极易饱和，私人康复诊所集中在大城市且差异较大，因此，在郝婕的家乡——位于某西北省份的一个注重工业的地级市，医院是她和家人共同的理想选择。

　　“我觉得我们都快没人管了，天天被拒之门外。”求职阶段接连遭遇连笔试资格都被否决的痛苦，郝婕终于迎来一丝希望，由于主管领导对她所学专业有所了解，基层单位又缺人才，她得到了在社区医疗服务站工作的机会，但下一道门槛紧接着就到了：对郝婕来说，想成为名正言顺的康复治疗师，还需要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这场由人社部和卫生部共同主办的大考，决定了“郝婕们”是否有持证上岗的资格。

　　买书、复习、网上报名，忙活了一个多月后，1月17日，郝婕去进行考前现场确认，老师拿着她的毕业证说：“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不能参加考试。”这句话让郝婕瞬间傻眼：“我千辛万苦考上大学，读出来也不容易，难道一句话我就不能从事本专业了吗?”

　　挣扎无效后，郝婕听同学说北京、上海等地尚能参加考试，只是和几年前相比“卡得更严了”。有在北京考试的同学表示，现场确认考试资格时，有人直言不讳：“你们体院还有这个专业?学的什么课?拿你成绩单给我看看。”

　　“越来越多地区限制体育院校运动康复专业的学生去考康复治疗师资格，例如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甚至还有以前毕业的学生已经考过康复治疗师的初级证，却在考中级证时不让参加。”上海体育学院运动康复学系主任王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由于我国面临的健康问题日益加重，现在各大高校都在推进相关专业的建设，运动康复学正是热门选项，因此，报考康复治疗师资格的学生不断增加，“人才筛选方式也容易向简单粗暴发展。”王琳表示，目前尚未有国家层面的行政文件来限制体育院校相关专业学生报考康复治疗师资格，但部分地方医学界人士对该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认识的不够深入，已经在体医之间建起了森严的壁垒。

　　卢颉明经历了这一过程。2013年，作为郝婕的师兄，卢颉明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得到就业机会，但他选择继续深造，于是回老家报读了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想硕士应该更好找工作吧。”结果，去年硕士毕业的他向当地医院投递简历后，在网上资格审查阶段被拒，理由为“非医学类院校毕业生不能报考。”屡遭拒绝后，卢颉明选择了一个与原专业毫无关系的行政工作，这让27岁的他非常无奈，“没想到多读了几年，反而改行了。”

跨过门槛也无奈

　　2010年本科毕业的宋艳萍在郝婕眼中是“幸运的”，因为她顺利地回到老家、考了证并留在当地一家中医院。但宋艳萍觉得，事情也并不像当初想象中美好。

　　宋艳萍的家乡在西南某省的一个地级市，刚毕业时，全家都盼着她能进医院工作，“感觉体面”。但真正投入工作后，她才发现本科期间学的东西很难用上，相反还要大量补充临床医学的知识，而且，这种吃力的感觉在她的同学中十分普遍，“上手的机会主要做按摩、理疗等，很多同学觉得在医院的康复科没办法发挥专业价值，所以也放弃了。”宋艳萍表示，班里大约80人，现在在医疗机构的还不到15人。

　　她只能一边恶补临床医学的知识，一边研究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课题，但成果出来后，宋艳萍发现，在同事们浸透着中药味的文字中，自己擅长的运动因素显得格格不入，“根本没人注意。”而且，来自医疗系统的限制也蔓延到宋艳萍的上升路径中，职称考试同样缩小着准入范围，职业规划的天花板已经下沉，这个新妈妈感到前所未有的逼仄，她有时甚至觉得，“在健身房做私教或为大众马拉松选手作运动指导，发挥的专业知识比现在更多。”宋艳萍开始思考，医疗系统是否真是她们最好的选择。

　　孙扬是宋艳萍班里留在医疗系统中的那1/15。对于宋艳萍的疑问，她觉得医疗系统本是不错的选择，但所学知识无法完全发挥，除了自身问题，也有目前我国医疗系统内的原因，“其实主动康复在目前临床康复领域的使用意识、范围及科学性、规范性值得我们关注，没被重视，与临床康复人员对主动康复认识不足也有关。少了运动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复，且大大降低了临床疗效。”博士毕业后进入医疗系统，孙扬感受到，让更多懂得运动科学的人进入医疗领域，未必是坏事，“如果医疗领域给予合适的就业岗位和发展空间，那体医会结合得更好”。

　　在昆明医科大学康复学院教授敖丽娟看来，“康复治疗师是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现有人事制度下，体育院校运动康复专业学生遇到的现状确实难以突破。”她表示，除了医疗机构要极力突破只雇用医务人员的误区外，运动康复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也应有所调整，“我国体育院校的运动康复专业相比医学院的康复治疗学专业成立还早，但因为大健康产业在过去发展并不顺畅，因此，前面几批毕业生都往医院去了，这就产生误导，认为运动康复的学生都该去医院，甚至一些体育院校的培养方向也被纠偏了。”

“大健康产业”是不是救命稻草

　　敖丽娟在工作中接触过不少来自体育院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在肯定他们的业务能力外，她也会为他们的选择犯愁。“运动康复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性医院中比较适合经毕业后培养转做物理治疗师或心脏康复中心的运动专家的角色。”她坦言，未来昆明医科大学也将设立运动康复专业，学生就业方向主要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健康管理中心、运动队、运动康复中心、运动医学诊所、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而不是综合性大型医院。”大健康产业中有很多行业可以接纳运动康复专业的学生，尽管当前市场尚不成熟，但如果国家能有这方面的扶持政策，这种体医结合的健康管理中心未来可能会在数量方面超过医院，“应该通过市场引导把专业发展起来，如果有一批运动康复专业的毕业生，学校能教会他们懂得怎么在大健康产业中提供服务，他们很可能是最优秀的。”

　　不过规划总要时间作为代价。王琳注意到，目前和学生专业契合度较高的运动伤害防护师仍处于确立了职业但尚无考核标准的阶段。目前，由于国内体育产业发展尚处起步阶段，在运动科学体系下能供学生选择的职业有限，因此，“医院仍是毕业生唯一既有职位又能符合职业目标的地方。”对于像郝婕一样渴望跨过医疗系统门槛的学生，王琳建议先到行业壁垒相对薄弱的地方取得从业资质，或者有经济能力者，可以出国攻读物理治疗专业学位，“或许能为进入医疗系统增加砝码”。

　　要想抹平体育康复和医疗康复之间的壁垒，或许要靠敖丽娟开出的“药方”：“应当呼吁通过国家考试机制，为体育院校运动康复专业的学生建立与其专业相对应的晋职体系，避免在医疗职称晋升系统中行走，否则他们面前的壁垒仍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