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少子化”步伐减速

　　总和生育率会有回升，但不会出现婴儿潮，累积效应释放后，生育率波动在1.6—1.7

　　“单独两孩政策盼望多时了，现在就等本地的‘发令枪’。”在河北省卫生计生系统供职的公务员小张，已经憧憬着有两个孩子的幸福时光，“等待期间，我们先去计生服务站做免费孕前优生检查。”

　　“这些天，不少70后甚至60后纷纷向我打听新政什么时候实行。”武汉市卫生计生委书记李丹芳说，由于年龄原因，40岁以上人群想赶“头班车”。

　　调整生育政策前后的多项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单独夫妇愿意生二孩，而且年龄越长，越想多要一个孩子。有人担忧，单独两孩新政会不会引发新一轮“婴儿潮”？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介绍，“婴儿潮”常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的18年间，出生率大幅度提升，出生人口高达7800万人。新中国成立至今，出现过三次出生率大幅度提升，有人比喻为“婴儿潮”，学界称之为人口出生高峰。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数据，1950年—1957年的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1962年—1975年的第二次高峰、1981年—1997年的第三次高峰，年均出生人口分别为2000万、2900万、2000万。1997年以后，出生人口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1800万降到2012年的1635万，近年来一直在1600万左右浮动。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没有出现。

　　“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进入21世纪，出现加速的‘少子化’，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量一路下跌到1.5—1.6个。”翟振武表示，完善调整生育政策，是想适度提高低生育水平，让总和生育率向1.8靠拢。

　　“当前，全国符合单独两孩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总量不是太大，大概1500万—2000万人。新政实施后，近几年出生人口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可能呈现一个小波峰，但大体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不会出现所谓的新一轮婴儿潮。”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指出，到2020年，累计效应释放后，总和生育率会波动在1.6—1.7。

　　“‘心动’不等于‘行动’，其中有很多制约因素。”杨文庄分析，由于以往实施城乡有别的生育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此次单独两孩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夫妻。在城市里，多养个孩子不是简单地添双筷子的问题。

　　“如果不‘啃老’，我生得起也养不起。”小张给记者算了笔账，“石家庄的房价，城市边缘的也每平方米四五千元。我们住在父母家，不用买房还房贷。河北工资低，我们夫妻俩都是公务员，一个月工资加起来5000元，仅奶粉钱、纸尿裤钱、早教费、玩具费等，就要花掉一多半。至于日后的学钢琴、请家教等开支，如果没有父母支撑，养一个孩子都捉襟见肘！”

　　调查发现，在中小城市，符合条件的夫妇，大都希望单独两孩新政尽快实施。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物价等成本压力、晚婚晚育、不孕不育、时间和精力不支等因素成为生育行动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