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来，婴幼儿照护问题引起社会各方高度重视。2018年上海两会期间，多名上海市人大代表也为0—3岁的婴幼儿的照料，给出自己的建议。

　　上海市人大代表张辰认为，随着人口政策的调整，政府、社会应积极稳妥地做好服务准备，目前相比产科方面作出的突出成绩，上海0到3岁幼儿托养的问题，则已然成为社会热点。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2016年11月，上海市妇联开展了一项针对上海市户籍0-3岁婴幼儿托管需求的微信调查，结果也显示，有88.15%的家庭需要婴幼儿托管服务，托育“供需”缺口巨大。

　　张辰建议，可以“分段”解决0到3岁入托问题。

　　首先是逐步恢复“托幼一起”的办园模式，建立两岁入托，3岁入园的家长选择方式，使部分有需求的两岁幼儿可以就近入托。

　　第二，大力扶持有条件的机关、企业、事业、园区、楼宇等单位，举办1至2岁幼儿“托养园”。她建议，这些托养院应实现成本收费。

　　第三，对于0到1岁幼儿的养护，她建议规范和鼓励“私人居家看护”，包括制定备案标准和明确备案主体等，予以规范。

　　另外一位上海市人大代表袁欣也关注到了0-3岁幼儿托养的问题。他认为，资源不足、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托儿服务的需求，是过去一系列虐童事件发生的根源。

　　因为工作原因，袁欣常与诺基亚芬兰员工交流，以及通过查阅学术资料等，袁欣了解到在芬兰，民众对早期儿童教育和看护制度十分满意，因此建议上海政府可借鉴“芬兰模式”。

　　他介绍，在芬兰，政府承担早期儿童教育和看护的责任，然而，作为责任主体，芬兰政府并未以管理者自居，而是以服务者的姿态，积极为早期儿童教育和看护营造良好的环境。

　　具体如政府主动提供各种形式的日托服务，保证了基本的早期儿童教育和看护需求;对于家庭和儿童的多样性需求，则通过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创造出多种形式的保教机构实现。

　　袁欣建议，借鉴“芬兰模式”，首先要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同时又要把握好责任的度，不必大包大揽，更不能垄断所有的学前教育资源，而应积极创建形式多样的幼儿托育公共服务体系，让各种资源在这一体系下得到优化配置。

　　他提出，可以在主要城区社区大力推广3岁前幼儿家庭托育服务，鼓励有条件的人员开办家庭幼儿日托服务，鼓励社区内有意愿和能力的人员，如全职休假妈妈、待业人员、退休人员等参与照料婴幼儿的服务。

　　此外，应制定相关法规和行业标准，使家庭日托纳入依法管理的框架。同时，强化政府的扶持和监管责任。

　　对于幼教从业者供给不足的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除了提高待遇，另一方面，建议从社会待业人员、退休人员中，挑选有育儿经验、有意愿从事幼教工作的人员，加以培训，组成遍布各个社区的“保育员”队伍。

　　“这些’保育员’，既可以被吸收到公立幼托所、幼儿园参与幼托工作，也可以自己开展家庭幼儿日托服务。”袁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