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北京学者）

　　现代女作家萧红六岁时，想要一个皮球，听大人说街上有卖的，就偷偷走出家门。之前她从未一个人上过街，很快就迷路了。一位好心的车夫问明她父母的名字，用斗子车把她送回了家。快到家时，萧红一不小心从一米多高的车斗上跌落下来。又急又气的祖父，迁怒于送她回来的车夫，不但不说感谢的话，还不容分说打了车夫一个耳光，车钱也不给。萧红感到十分不快，问祖父为什么要打车夫，祖父说：“有钱人家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蹲在牛车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旧家庭的罪恶，尤其是晚辈人性的压抑。其后凡新派一点的父母，莫不以“民主家庭”自诩。改革开放以来，沐浴欧风美雨，“快乐教育”、“解放儿童”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再加上计划生育，导致儿童成为相对稀缺的资源，“小皇帝”一词不胫而走，“四二一”家庭模式成为社会主流，儿童无论在关注度上，还是家庭资源消耗方面，都成为重中之重。

　　问题是，回头看看，我们真的跳出了传统的窠臼吗？从梦鸽为儿子的辩护词，到大众对“富二代”形成的固有不良形象，再到种种对“熊孩子”的吐槽与共鸣，是否可以说，这种“孩子不受气”的思维，不仅从未停歇，甚至日渐下延，成为中国小康以上人家的主流教育模式？

　　鲁迅在《上海的儿童》里有一段描述：“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绝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如果以李某某为个案来对照这段话，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的成长历程几乎涵盖了这“两种方法”。梦鸽面对媒体说出的那一串与公众认知大相径庭的形容词“淡定、真实、礼貌、懂事”、“内心干净、本真”，应该是她真实的认知，李某某在她面前，很可能是“一个奴才，一个傀儡”，而走出家门，立即“是暴主，是霸王”。这两种性格统一在一个少年身上，并非不可能，而梦鸽为儿子选择的辩护策略，仍然是“不受什么气”，似乎意识不到儿子行径对公众道德的冒犯有多大。

　　清赵藩的武侯祠联流传甚广：“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全联重点即在下联开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这句话移用来谈中国的儿童教育，再合适不过了。“五四”以来，批评者基于人性解放的观点，更多地将批判焦点放在传统教育对儿童的桎梏与压抑上，更忽视了传统教育中同样亦有娇惯宠溺的一面。这一面与西方传入的某种教育观念相结合——西方教育观念并非无可反思，波兹曼就曾批评中产阶级对儿童的过度关注乃至“炫耀性消费”，酿成了今日中国社会对孩子的普遍溺爱，正如有不少声音为梦鸽辩护：“作为母亲，她为儿子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反思中国家庭教育，需要根本性地重新清理我们的家庭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