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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2—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和四川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承办的“新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中国史学的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全国各地40所高校、科研单位和学术报刊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向大会提交参会论文64篇，其中有关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论文16篇，中国古代史学史17篇，中国近现代史学史31篇，论文集篇幅将近80万字。

　　大会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汪洪亮研究员主持。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研究员作为主办单位领导分别致辞。

刘鹏表示，2019年年初，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强调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是对历史学功能的深刻洞见，也是对中国历史学界的殷切期盼。古老的历史学在新时代迎来了春天！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唯一新建的研究所就是历史理论研究所。这一举措表明党和国家对理论问题的高度关切，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史学需要回应时代，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也理当在中国史学体系构建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杨艳秋回顾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勾勒出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脉络，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她强调，本次学术研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西南区域召开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中国史学史学术研讨会。通过数十年的发展，在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均有学者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这意味着中国史学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学术重镇，而是遍地开花，反映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繁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瞿林东也通过视频的方式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就如何看待70年来中国史学的成就、中国史学体系构建的理论与资源等重要问题发表了看法。

　　大会主题报告由《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凌兴珍主持，共有八位学者在大会上宣读了他们的论文，分别是南开大学乔治忠的《郭沫若对中国远古史的顶级考释——以长篇论文<释支干>为例》、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的《史学实践中的唯物史观与实证方法》、河南大学李振宏的《顾颉刚疑古史学的当代意义》、武汉大学谢贵安的《明清史学近代转型案例：锦衣卫史学形象的民国书写》、北京师范大学汪高鑫的《<汉书>的以易解史》、东吴大学刘龙心的《石与史：地质学与近代空间观念的形塑》、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吴英的《试论马克思的文明观》和宁波大学钱茂伟的《当代历史记录的公众记忆转向》。尽管各位专家报告的题目和侧重不同，但他们在研究中所展现的求真、怀疑、批判、创新、思辨的学术精神却是一致的。

　　在小组讨论阶段，学术研讨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议题。

一是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相关问题，聚焦在汉代史学和清代史学两个领域，主要侧重于历史叙事、史学批评、学术史研究等方面，对史学内涵的概念转向、史学叙事的多途演进、史学批评的深入研究和清代学术史研究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靳宝的《汉代秦史观中的历史叙事——以“沙丘之谋”为中心的考察》、北方民族大学胡祥琴的《大一统思想与司马迁的民族史叙事》、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徐歆毅的《“藏之名山”蠡说》、山东师范大学阎静的《试论两汉思想家的史学批评》、北京师范大学朱露川的《省约易习，有便于用——论荀悦<汉纪>的结构、旨趣和特点》、四川师范大学徐鹏的《从群雄到贼寇：“绿林”称谓的起源与演变》都以秦汉史学为议题，又各有特色。在明清史学研究方面，山西大学杨永康的《“清沙漠者，燕王也”说献疑——蜀献王朱椿<与晋府书>所见晋王朱棡北征事迹》、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宋博洋的《刘定之<宋史论>及其史学价值研究综述》、河南师范大学王记录的《以史明道：清初的学术反思与学术史编纂》、湖南大学张晓川的《倒卷而缫演之——清学层层倒演论与清学史主线问题》、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李金华的《幕府史学活动在清初学术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及意义》、湖北科技学院朱志先的《“箴砭俗学，原本雅故”：钱谦益史学批评研究》、扬州大学王嘉川的《肯定？否定？还是否定之否定？——何焯学术面相再议》，选题方面突出了鲜明的问题意识。

　　二是有关晚清民国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对史家和史书个案的研究，包括天津师范大学张秋升的《吕思勉的史料观念》、上海师范大学陈勇的《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论略——以蒙文通为考察中心》、四川大学粟品孝的《通史学家的境界：钱穆与蒙文通的学术交往及论学共性》、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的《横阳益天氏<中国历史>史源考》、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李政君的《“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问题考析》、南开大学朱洪斌的《王国维晚年的学术路向及其学术史意义》、浙江大学张凯的《以史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云南大学颜克成的《缪凤林对西方文化的迎拒》、四川师范大学杨友红的《徐则陵中学历史教育思想初探》等。此外，聊城大学赵少峰的《益智书会与西方史学传播》、苏州大学侯德仁的《晚清民国期刊对拿破仑形象的多元塑造》、西北大学张峰的《史语所学人考证学新境界与中国气派》、西南大学陈安民的《<船山学案>书末所引<浈峡谣五首>非“赞重庆诗”》、武汉大学贾红霞的《比附西学与立足传统：民国时期清代史学诠释的两种倾向》、兰州大学邱锋的《征兵动员与图像叙事：革命美术中的“参军”主题》在各自的论域中展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三是以史学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论题展开深入讨论，多位学者集中于理论分析，如四川师范大学刘开军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概念的形态、意蕴及其与话语的构建》、兰州大学赵梅春的《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廉敏的《当代中国历史学中的“问题意识”》、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高希中的《新中国“前十七年”史学的丰厚经验与深刻启示——以历史理论为中心》、河南师范大学李峰的《论历史著作的主观性问题——以<资治通鉴>为例》、廊坊师范学院时培磊的《试论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四川大学吕和应的《从三个维度对史学理论的再思考》、天津师范大学陈娇娇的《政治实用理念下“良史”内涵的衍变》、河南大学张玉翠的《历史价值论刍议》等。四川师范大学陈辉提出，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应当加强对历史教育的研究投入，发挥历史教育在史学体系构建中的作用。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认识和思考历史学自身有推进之功。

　　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示出独特的学术魅力，也吸引了史学研究者的目光。华东师范大学王东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料学建设》、华东师范大学王应宪的《再造典范：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山东大学陈峰的《反省与创造：新时期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三文，从理论和内涵上丰富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郭沫若史学受到较多的关注。淮北师范大学李勇的《从悖论到困境：郭沫若扬孔抑墨批法的社会不适》、乐山师范学院何刚的《“把人当成人”——再论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成都理工大学郭士礼的《学术文化的“统一战线”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强化——以新中国初期陈寅恪、郭沫若的<再生缘>研究为例》、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谢辉元的《李大钊、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点问题》都聚焦于此。

　　本次研讨会上，也有学者对少数民族史学或域外史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予以讨论，如四川师范大学王川的《立足四川藏区之研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四川藏学研究>的特点与分析》、内蒙古大学李德锋《论蒙古国沙·比拉<蒙古史学史>的史学世界——以反思“新清史”理论为视角》、四川师范大学王立的《汉文回鹘文献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四川师范大学张利娟的《镜像 想像 真相：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等。

　　在这些厚重的成果中，既有史学史研究的大问题，也有一些引人注意的新课题；既有宏观论述，也有细微探究。古代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民国史学史研究热度不减，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势头强劲。对于理论与体系的论述，引人思考。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繁荣与深入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会议闭幕式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术厅举行，由杨艳秋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靳宝、西北大学张峰、乐山师范学院何刚分别向大会汇报了各小组的讨论情况。四川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王川致闭幕词。王川认为，在本次学术研讨中，有共和国的同龄人，60后的学术中坚，也有90后的史学新锐！年龄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这是历史学的魅力！也昭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必将拥有美好的未来。这次会议主题紧扣时代命题，积极回应新时代给中国史学提出的新问题。历史学要承担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就不能忽视时代对历史学的期许与要求。当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正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历史学家没有理由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次学术研讨会就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一次集体亮相，发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