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先生对我的个人成长影响巨大，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工作生活中，我一直称呼先生为潘院长；对校外人士提到先生时，会称潘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但今天提起笔来，要落到文字上，我觉得还是以先生相称，方能准确表达我诚惶诚恐、无限景仰之心情。

　　看到朋友圈里都在转发先生作品巡展的消息，立刻点开学习。打开链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先生的勤奋。不知先生在什么时候，又创作了三十余幅彩墨作品，且都是大尺幅耗时耗力之作。作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校五十周年的特展，这些作品将于7月15日在山东美术馆展出，题为《寄情大湾区》。翻看展览预告，才知先生近年来在大湾区调研之余，绘制了这批作品。先生日常需要处理行政事务，常年从事民艺调研，但艺术创作从未间断。这种创作的冲动与热情，包括平衡工作、学习与创作之间关系的能力，只能解释为与生俱来，令我辈自叹不如、心向往之。

　　纵观先生彩墨创作之路，应始于二十世纪90年代末（或许更早，只是我在那时第一次见先生画的灶神系列），当时的彩墨作品，尺幅不大，多为四尺斗方，用笔用色直接借鉴民间年画，随意洒脱。2004年前后，先生正式将自己的绘画手段称之为“彩墨”（据笔者考证，该词于二十世纪50年代始见于文献）。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2000年的德国印象系列，以及2005年的瑞典印象系列，延续了之前偏向于形式感和装饰性的画风，但开始与写生相结合。从《德国印象》开始，先生持续不断地创作一种我称之为“日记体”的绘画形式（包括2016年的敦煌写生、临摹）。这种带有记录性质的创作，虽然绘制真实的景物，但并非如实描摹，而是带有一些意象的味道。主观取舍明显，强调形式美感，水墨本身的韵味依然强烈，民间绘画的技法若隐若现。直至后来的彩墨新疆系列（2006年前后），集之前“彩墨”探索之大成，并向各种媒材拓展（纤维、陶瓷、铝塑板等），先生的个人绘画体系日见丰满。不同时期的作品虽然有很多变化，但始终采用传统的水墨和当代的绘画语言，保持着先生强烈的个人风格，辨识度极高。无论是早期的灶神系列，还是后来的写生作品（其实已经是创作），不管取材于什么，先生都认为自己绘制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意象”。这一点在很多评论文章里可以得到印证。

　　林风眠先生曾说：“墨是很难与色彩融合在一起的。”林先生认为墨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核心，代表着素雅、自然和出世，而色彩代表喧哗、热闹和入世。林先生的彩墨探索，正是在他迁居上海之时。大湾区的建筑风格同样以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宽敞的马路为主，但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仍能看到许多传统建筑和历史遗迹，如祠堂、庙宇和老字号店铺，正如墨与彩的交织。在这一点上，潘先生与林先生一样，经过不断地绘画实验与实践，成功解决了墨与彩的矛盾与冲突，将两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展现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另一方面，基于潘先生持续的大湾区调研所创作的《寄情大湾区》系列作品，虽然延续了先生一贯的彩墨形式，但在我看来，他进一步地走向了具有文献性质的日记体绘画。相较于之前的彩墨创作，这批作品更加写实、更加细致，展现了先生现实主义的一面。正如先生自己所说，“这一切要像写生一样真实，还原物象最本真的状态”。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寄情大湾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先生以萦绕人间烟火的方式折射大时代，宏大命题与日常景色交织的细致笔法，成就了先生独特的现实主义美学品格。

　　除了作品的艺术性，我更想提示大家,这次巡展和这批作品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寄情大湾区》是先生赴大湾区民间文艺调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田野调研的成果之一。脱离了这个背景来讨论作品的艺术性，是不全面甚至是空洞的。这也是我特别想提到的一点，就是近年来学界兴起的影像学研究。影像不仅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者重要的表达手段，也成为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观察、理解和分析的源泉。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正在大步迈向影像表达，更加关注社会学和人类学与影像民族志的关系，强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像理论及实践，这已成为学界争相探讨的热点，但具备一定学术高度的相关研究仍属凤毛麟角。而先生的调研与创作，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个案、范本与参照，因而使这个展览和这批作品具有了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

　　先生曾说，“我们研究民间文艺，走进田野，不只是实现个人的学术志趣，还要服务于创造民间文艺的老百姓和乡村社会”。先生以学者和艺术家独有的方式参与到大湾区建设，不只体现了先生的人文学养，更是先生的家国情怀。值得我辈学习的，并不仅仅是作品本身。（作者：顾群业）

潘鲁生部分作品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