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以西部经济开发为核心，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方法，阐述了如何通过数字经济促进西部发展。本文在第一部分阐述了西部经济开发的思想来源，在第二部分阐述了数字经济的理论来源与政治经济学释义，在第三部分阐述了数字经济推动构建西部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路径，主要路径如下：推动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推动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加速构筑现代产业体系及推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关键词：西部经济开发 数字经济 数字化转型

　　一、引 言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特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一带一路”的有序推进，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西部地区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与东部地区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而缩小地区发展差异，就亟待探索新阶段的西部地区经济新路径。因此，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新路径的培育研究就成为新时代中国朝向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是大国竞争“新赛道”和全球经济治理新制高点。中国数字经济呈快速攀升态势，其规模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利用数字经济推动中国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或成为当前最有效快捷的路径。

　　二、文献综述

　　何海翔(2005)重点阐释毛泽东对西部经济开发进行的探索，及其对西部经济开发实践、开发理论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认为毛泽东是出于民族团结、平衡东西部工业布局、发展军备的需要来考虑西部开发的。在毛泽东时期，两次比较大的开发初步改了西部的落后面貌。在评价毛泽东对西部开发的作用上，客观地分析了目前理论界对于毛泽东西部开发评价的不当之处，新强调了毛泽东西部开发的历史功绩。贺星庚(1998)对邓小平区域经济思想的内涵及意义进行的阐述。认为邓小平是基于地区不平衡理论提出的区域经济思想，并对其实践意义进行了总结，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大胆地提出了地区不平衡发展的战略构想，宣告了地区平均主义的历史终结，这一战略思想对整个国家今后的经济布局和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谢永萍(2001)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进行了研究。本主要论述了近十年来江泽民同志在这方面的主要思想，认真学习并研究这些思想，对于切实落实西部大开发 战略，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黄建忠、赵玲、何茜茜等人(2023)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数字生产要素进行经济学释义，解构数字经济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内涵，揭示了数字经济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辩证关系。综上可见，关于西部经济开发及数字经济的思想理论来源多数文献已做了详细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数字经济与西部经济开发理论结合起来，力求探索新时代下推动西部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路径。

　　三、西部经济开发的思想来源

　　（一）毛泽东西部开发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开始注意西部地区的开发，他敏锐地意识到西部这一地区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意义。西部地区不仅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而且多年来国家的开发一直强调的是对东部的开发，而忽视西部，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相当大。毛泽东的西部开发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政治角度考虑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需要。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人口近3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的一半。西部地区陆地边境线长10000多公里，与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印度、越南等14个国家接壤，其战略和国防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对西部开发这样的大方略的思考，毛泽东非常重视西部少数民族的工作，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早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强调要重视西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党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特别提到了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第二，从经济角度考虑是“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的需要。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带领中央领导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集中调查和论证，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尤其是刘少奇关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以及在工业建设方面的战时与平时的关系等问题的汇报，同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多次开会讨论，充分酝酿和缜密思考后，于1956年4月提出了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平衡东西部工业布局”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东西部差距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 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因此，“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从军事的角度考虑是战备的需要。毛泽东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残余力量对我国沿海进行封锁、骚扰和侵略，美苏两大国寻求在国际上争得更多的利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开始出现。美苏两大国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合作走向战后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对峙形成冷战的世界格局。同时，60年代以后，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使得本来就比较严峻的国际环境，更是雪上加霜。所以，毛泽东在考虑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时，不得不考虑到战备的问题。因此，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就强调要把建设的重点放在内地。

　　（二）邓小平西部开发思想

　　1978年12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的一部分，标志着我国地区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性转变，即由地区平衡发展转变为地区不平衡发展。这是我党在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地区不平衡构想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 生产布局规律的深刻认识。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地区平衡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生 产布局规律，地区不平衡发展当成资本主义生产在布局规律，这是对社会生产布局规律的片面认识。所以，改革开放前在对待地区经济发展上一直采取了平衡发展的战略。进入80年代以来，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地区不平衡发展是客观的经济规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充分尊重这一规律。这一认识为制定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布局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此较优势较好的地区和人们提供了先富起来的可能性条件。地区不平衡发展构想是邓小平对建国以来地区发展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和概括。新中国成立时，工厂大多分布在沿海，面对这种不合理分布的局面，同时考虑到国防安全的需要，党和政府采取了重点发展内地的战略，试图通过对内地大规模投资和从沿海迁入企业的办法，迅速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当然，这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于改善中国地区生产力布局和加强内地经济基础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样做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一方面使沿海老工业基地由于长期得不到国家资金注入，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从而生产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国家在内地投入大量资金兴建许多企业和从沿海迁入的企业，由于大都实行“植入式”的建设模式，使这些企业与当地经济联系不紧密，企业在一无原材料，二无市场的情况下生产，经济效率低下。可以说，这一时期地区差距的缩小是以全国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为代价的。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深刻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教训，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来看这个路子是对的。”

　　地区不平衡发展构想是邓小平对当今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改革开放前我们沿袭列宁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过高估计了战争危险，把备战放在战略决策的优先地位，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种准备打仗，而且准备打核战争、打世界大战的气氛之中。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当然就要把建设重点放在战略后方的大西南、大西北地区，并且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进行建设。邓小平在仔细地观察和分析了世界局势以后，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论断，改变了对时代特征的传统看法，并且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就为克服地区发展中的平均主义，优先让经济基础和经济区位较好的沿海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扫除了一大思想障碍。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这一理论是科学的。

　　（三）江泽民西部开发思想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布局进行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是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年前后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战略构想的一个重大举措。经过十年来的考察研究，江泽民在全面继承邓小平关于东西部共同富裕的 “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开发西部的决策方针，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 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江泽民在贵州考察时就强调，在集中力量推进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在继续大力发展东部地区的同时，把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振兴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好。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广大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如果不加快步伐，如果那里的经济搞不上去，广大群众的购买力提不高，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西部丰富的资源是我国世纪经济发展的基础，但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却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如果没有西部地区 的脱贫致富，没有西部地区的发展，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也势必影响东部地区的发展势头，所以开发西部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全国的一个大战略、大任务为西部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西部地区的各族人民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创造新的业绩，加快展步伐，使西部经济在新世纪有更快更好的发展，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

　　四、数字经济的理论来源与政治经济学释义

　　（一）数字经济的理论来源

　　在理论上，数字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因而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全新命题，尚存许多理论空白。从国内外已有的文献考察，中国与国际学术界、业界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基本上起步于同一时期。上世纪90年代，著名数字技术专家内格罗蓬特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具体描绘了数字科技对人类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成为当年度《纽约时报》 的畅销书。随后，美国复合技术联盟主席泰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互联网智力时代的承诺和风险》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数字经济”概念。在国内文献中，马化腾最早对数字经济做了概念性探讨。若进一步追溯，则人们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可以追述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无纸贸易”或曰“电子数据交互”，其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电子商务浪潮，终于滥觞演化为现在的数字经济形态。

　　（二）数字经济学的政治经济释义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出发，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洞察数字经济循环的完整过程。纵观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阶段，数字经济循环的内涵比一般商品经济循环显得更加丰富和复杂。具体说来，数字生产过程涵盖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种形态，其中，数字本身既是独立的劳动产品，又可供作为生产资料即劳动对象（原材料、中间产品、服务等生产要素）和劳动工具（数字科技、数字化机器设备等生产手段）参与最终品的生产；数字流通过程包括了数字化媒介、数字定价和数字交易等数字产品或服务的流动，表现为数字资产的所有权变异与数字产品、服务的空间位移；数字分配过程涵盖了数字化收益的分割与治理关系，表现为数字经济中资本得利润、劳动得工资、土地得地租、国家得税收的利益归属关系；数字消费过程则是数据价值化的最终实现，即数字产品或服务最终被社会消费，其价值得到社会承认的过程。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下，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生产、生活与治理方式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性。

　　2.1.从生产力的视角出发，数字要素具有特殊性。

　　换言之，它具有不同于一般生产要素的革命性特征：第一，边际效益递增性。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生产制造、搜寻洽谈、运输储存、销售服务、经营管理等交易成本。同时，通过自选择效应、学习效应和创新应用改善中间投入品质量，减少损耗，能够实现边际成本递减。此外，由于网络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降低了中间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提高了经济效益。第二，高流动性和广覆盖性。由于互联网突破了国家、地区空间界限，突破了信息传输、经济往来的时间和跨度约束，显著加快了经济活动的流程和节奏。网络产生和带来的效益随着网络用户增加而呈指数式增长，具有累积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第三，强渗透性和创新性。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使三大产业之间的界限模糊，增强了制造、服务及其与虚拟经济的相互融合趋势。基于数据和数据平台的技术，数字经济具有显著且持续增强的创新性。第四，低碳环保性。数字经济有效减少了对有形资源、能源的消耗，有利于环境保护，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革命性也恰是数字本身作为新兴生产要素，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特殊性。

　　2.2.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出发，数字经济具备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内涵

　　其一，主客体多元性。由于经济活动中可数字化的范围越来越广，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关系、个性化消费偏好选择不同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生产消费规模边界，既可以是超大的平台也可以是自媒体、或消费者个人行为，因而微观主体的组织形态无限细化，使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及个体都具有了生产关系的属性。其二，利益多样性。数字经济包含了复杂变化的利益分配关系，不仅各种数字化要素、产品和服务生产中所有权关系十分复杂，而且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上使用权、占有权、分配权的动态流转千变万化，各类主体的利益得失和心理体验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其三，外部经济性。一方面，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溢出效应，其公共产品性质与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业性行为之间的边界有一定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创新和平台化发展容易形成市场垄断势力，其“数字鸿沟”效应甚至易使被数字经济边缘化的群体和个人利益受 到严重损害。其四，制度约束性。由于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其国际竞争新领域、“新赛道”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加上其固有的生产力活跃特征，数字经济受时空距离限制小而受制度约束强，国内国际的数字经济规则影响作用大。因此事实上，数字经济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矛盾成为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反映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范畴中，便演化成为社会数字经济组织运行与国家数字治理体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是这一矛盾的客观反映。由此，各国或经济体内部，多边与区域、双边协定组织的数字经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便成为数字经济内在矛盾的产物。总而言之，从本质意义上说，各类数字经济规则的构建或重构是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及演化的结果，其矛盾运动过程也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

　　五、数字经济推动构建西部经济发展新格局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通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促进西部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突出强调了要“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切实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并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发展特色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区域生态保护发展等多方面切实深化西部地区建设。2021年6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作，讨论通过了西部大开发“十四五”实施方案，提出要“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开创西部大开发新局面，拓展国家持续健康发展新空间”，西部地区迎来发展新机遇。

　　（一）推动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

　　破解数字政府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应将数字技术全面深度嵌入数字政府职责体系。这就需要完成政府职能的数字化变革，最终形成“数据、业务、管理、服务、决策”的整体联动新机制。第一，数字政府建设应与“放管服”改革相互配合、同步进行。应明确“数字”只是手段、“治理”才是目的的基本理念。在数字建设和运用中，政府部门要致力于推动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严格制定和实行权责清单，推行一站式服务和非必要不审批等体制机制改革。第二，完善政府的数字决策体系。面对平台化、流程化造成的履职方面的机械化等问题，有必要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优势，通过对各类互联网数据、政务数据、第三方数据等的融合，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进行研判，为政府治理提供有效的运行态势分析，最终为数字经济社会治理提供强大支撑。同时，还可以建设可视化平台和风险研判决策机制，撰写数字咨询报告或研究报告等，为各级政府科学决策、防范和化解各类社会风险提供强有力的数字决策支持。第三，围绕数据开发、适用、共建、共享等行为，主动创新形成数字化、智慧化的监管模式。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推进政府监管数据创新应用，加强监管技术系统建设，各政府部门要通过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与数字企业、数字组织联系起来，建立监督评估、监测跟踪、预警排查等监管机制；二是加快构建数字化监管体系，明确监管职责清单，尤其要进行政府监管平台建设，再造和完善数字监管工作流程，确保在面对新情况时能及时、科学地采取监管措施；三是建立政府监管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促进职能部门不断走向综合监管、智慧监管，提升联动监管能力。

　　目前，西部地区省级政府均已构建覆盖省、市、县三级以上的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村村通”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其中贵州“全省通办”、四川“搜索即服务”等创新举措不断涌现，群众对电子政务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提高。贵州2020年发布《贵州省推进政务服务“全省通办、一次办成”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全面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和方式系统性重塑，以系统通、数据通、业务通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打造“标准统一、异地受理、远程办理、协同联动”的“全省通办、一次办成”政务服务新模式；实现贵州政务服务网与实体政务大厅服务能力“双提升”。四川发布《四川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方案》，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办事流程、服务方式，截至2020年10月，川渝已实现95项政务服务事项两地通办，在全国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跨省通办事项范围和深度。

　　（二）推动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

　　西部大开发十年来，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迅猛发展，旅游市场来是规范和成熟，旅游产业开始从单一的山水旅游转变为集文化、休闲、观光等为一体的多样化旅游，在带动招商引资、增加就业、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旅游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支柱产业。

　　截至目前，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因而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必须在该领域实现政务流程优化再造，充分应用网络信息技术、现代数字技术面向生态治理场景实现技术创新、敏捷创新、模式创新，必须应用互联网思维对政务流程进行系统创新优化。在实现路径上，浙江省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政务流程再造主要从总体 设计、实现路径、任务分工、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突出顶层设计，确保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生态治理政务流程优化再造关键是实现“三条链”的有序衔接。以流程再造为核心，构建整体协同的业务链、以数据共享为支撑，构建互联互通的数据链及以“一站一窗一网”为形态，构建系统集成的服务链。

　　（三）加速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决定了资源型产业将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制于资源环境、地域人才等因素，经济发展较东部相比较为落后。在环境承载力约束下，以信息化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可突破地理条件限制，为西部地区带来全新发展机遇。聚焦产业基础薄弱环节，应加快补齐产业基础短板，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强化资源、技术、装备支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支撑带动产业发展。对于支柱产业，应以高端化、智慧化、特色化、国际化为目标，巩固和扩大市场规模，重塑全产业链新优势。对于优势产业，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鼓励采用创新产品和服务，推动产业链迈向中高端，营造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力争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东方甄5月20日山西专场首日，东方甄选带货100多款山西好物，总销售额突破7500万元。此后5天，东方甄选先后直播了大同、朔州、忻州、太原等历史古迹，不以带货为目的，但依然卖了5400万元的本地农产品和文旅产品。东方甄选为期六天的文化直播，深入介绍了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让山西红遍了全网，成为继淄博之后全国网友心目中最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据统计，“东方甄选山西行”话题播放量接近2亿，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超过6亿次。本次直播专场不仅让山西在农产品、民俗非遗、文化旅游等方面实现多重出圈，更探索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农产品+文旅直播”新模式。俞敏洪在直播中表示，东方甄选团队还将继续宣传山西，晋南之旅已在规划之中。未来，东方甄选团队还将走遍全国，甚至走出国门，向国人宣传中国乃至世界文明，推荐地方农产品、文旅，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三）推进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依据新时代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开放战略部署以及促进双循环新格局形成的现实要求，西部大开发应以西部地区为基础，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核心，整合优化各区域物流枢纽、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国家级城市群等区域经济发展平台，推进区域协同创新、互补联动发展，完善区域产业链，实现各类区域政策实施的叠加效应最大化。同时，以区域交通互联为牵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汇聚国内外区域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推进发展 “互联网+物流+贸易+产业”的区域协同新模式。在更大区域范畴共谋区域产业分工，包括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业项目分工等。纵向完善区域产业链，横向推进产业融合并鼓励新业态发展，加强特色资源与现代 科技融合，促进特色产业的集群化、现代化、生态化发展。整合区域资源推进区域协同创新，优化升级各区域产业结构，形成区域产业共同体，分享产业利润，规避产业空心化、产业错位、产业同构化等带来的恶性竞争及效率损失，形成国际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达到既缓解中国新时代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使改革红利惠及全国人民，也延伸到国际合作区域，使资源在更大范畴实现优化配置，推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发展的目标。

　　六、结 语

　　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远远落后于东部，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本论文认为，新时代促进西部经济发展要通过数字经济构建西部经济发展新格局，具体路径为：推动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推动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加速构筑现代产业体系及推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锚定数字经济新坐标，眺望西部发展新格局[J].大数据时代,2021,No.56(11):58-76.

　　[4] 何海翔.毛泽东西部开发思想初探及其评价[J].甘肃理论学刊,2005(01):100-103.

　　[5] 贺星庚.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探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02):66-69.

　　[6] 谢永萍.论江泽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与西部大开发战略[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03):1-4.

　　[7] 黄建忠,赵玲,何茜茜.加快中国特色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宏观经济研究,2023,No.293(04):4-13+82.

　　（作者：张乐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