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旧书网上购得一本油印外科学讲义，是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的前身——西北医学院外科教研组编写的《外科总论、基本问题》。当时，医学院在今西安交大二附院原址，第一、二附属医院尚未分，西北医学院外科教研组可以认为等同于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教研室。编写时间是1954年。那是西北医学院的前身——北平大学医学院及附属教学医院抗战迁陕后的第17年，经历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那些风风雨雨，西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在西北大地上扎下了根;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5年，是一个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年代，又是一个激情燃烧、改天换地的时代，就像这本讲义中深情讲述的那样，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们热切希望着“可以把大多数的患者治好，直接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

张同和教授

西北医学院外科教研室主任、附属医院外科主任

我国神经外科的创始人之一

　　全国统一的高等医学院校《外科学》教材要迟至1975年才出了试用版，五十年代的西北医学院用的正是自家外科教研组动手编写的讲义。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现在唾手可得的打印无法实现，讲义的传播得靠油印。老师们手工刻写蜡纸誊写制版然后油印，自刻自印，简易但不简陋。油印字体整饬清晰，端正清朗，不下于机器印刷，还自有一种严谨质朴的精神在。讲义的内容系统完备，比照现在通行的高等院校《外科学》教材，也毫不逊色。和现在教材的规范庄重不一样的是，对于重要处、紧要处，讲义不惜笔墨，再三致意。为了讲清楚急性阑尾炎延误诊治的严重后果，讲义里讲到：“常常有做父母的，在自己的小孩子发生急性阑尾炎时，犯了很大的错误，给小孩子一匙蓖麻油，把自己的孩子性命断送。”“我曾看到大学毕业的医生，任解剖教授，害了急性阑尾炎，没到医院诊治，在家里自己服了一包硫酸镁，结果阑尾穿孔，发生弥漫性腹膜炎，再到医院，已经来不及救治了。”“我曾看到过一个部队的首长在前方作战时发生急性阑尾炎，部队的医生没有作出确诊迅速施行手术，每隔几小时给他注射一针吗啡，耽误了六七天，后来送到广仁医院，没到一个钟头就死了。”完全就是临床医学课老师上课的口气，痛切惋惜、谆谆教导之情，跃然纸上，令人动容。集体主义是当时的风尚，我们不能确知讲义具体的编著者都有谁。但我们知道，在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的眼里和心里，病患不是病例数据库里一个冰冷的数字，是“父母”的“小孩子”，是“我曾看到”“我曾看到过”的“耽误了”“来不及救治”的人间悲剧。我又想起，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后身——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院训：仁心仁术、尚德尚医。西安交大医学部杰出校友韩启德院士说过，医学是有温度的。我想，我在讲义里感受到的就是“西医人”八十余年来一以贯之的医学“温度”。

　　还是在“外科基本问题”的第二十讲“关于阑尾炎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讲义对“所遇急性阑尾炎病案分为两个阶段统计”，分别是“自1947年至1950年12月”(共175例，死亡率1.71%)和“自1951年至1954年元月”(共496例，死亡率0.6%)。值得注意的是，前一阶段大约在战乱频仍的解放战争时期，后一阶段约等于内忧外患的抗美援朝时期。即便在那么艰难甚至可能残酷的条件下，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研究高深学术、培养医学专门人才”的使命。当时，他们是秉持着怎样的科学精神和职业精神，竟然把那些临床随访数据科学完备地记录、保全下来。统计结果分析中，甚至有这样坦诚的话：“在治疗上列病例过程中，我们发生了三个医疗事故”。看完具体的原因分析，我可以肯定地说，考虑到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一个够得上今天的“医疗事故”的标准。这样毫不隐讳地公开检讨、解剖自己在诊治过程中的失败，放在人们已习惯于医学如何先进发达昌明的今天，似乎是不可接受的。但医学有局限性，患者有差异性，治疗有不确定性，无论是六七十年前还是现在，这都不曾改变。行医如用兵，要宣扬“过五关斩六将”，也得承认“走麦城”。也许这本讲义，要教给当时的医学生，也教给现在的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医学、什么是尊重生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通过检讨后，提高了警惕，改进了技术，加强了管理制度，更进一步地端正了为伤病员服务的态度”。

　　这是一本面向西北医学院医疗系五年制的讲义。就像讲义里讲的，“现在的医学教育分为三级……高级为五年制，在五年中训练出更好更多的高级干部”，要培养“很多专家和医生”。为此，虽然讲义的题目是“总论、基本问题”，内容和形式并不局限于基础层面。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那个全面倒向苏联、学习苏联的年代，讲义仍然对大量重要的医学名词给出英文标注。讲义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当时很先进的“睡眠疗法”“组织疗法”“巴甫洛夫生理学说”等，甚至有“颈动脉球摘除对支气管喘息病疗效之初步报告”、“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中医组代表发言”“工业外伤”这样的专题研究报告或者外文文献整篇翻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某些当时的前沿早已是明日黄花了。但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我们今天引以为傲、趋之如骛的尖端新科技，也终不免在医学螺旋式发展的潮流中淘汰。医学从来都是在不完善、不完美中曲折进取的，我们不能忘记先贤们曾经的筚路蓝缕，他们“为广大人民”“一切为伤病员”而学术，哪怕是他们碰过的壁、绕过的弯，也是值得尊敬的、值得学习的。

　　虽然在讲义中没有见到明确的著者信息，但根据具体章节中反复出现的张同和的名字，主编应该是时任西北医学院外科教研室主任、附属医院外科主任张同和教授。

　　张同和教授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当时西北外科各分支专业的著名专家很多出自其门下，他将毕生献给了中国特别是西北的医疗事业和高等医学教育事业。直至逝世，张教授把遗体捐献给他为之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医学院。他的心脏标本，至今仍保存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病理解剖教研室，供一代代医学生学习使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讲义最初的拥有者。她是西北医学院五十年代的毕业生、已故的著名外科教授。像所有刻苦用功的医学生一样，这位老学长念书时极下功夫，讲义上常布满圈点划线，字里行间写有很多笔记甚至示意图。老学长像爱护她的医学事业一样爱护这本讲义，特意给这脆弱的油印本加护了书衣。六十多年后当我再翻开这本触手如新的讲义时，似乎还能从清晰的字迹和平整的纸面上，感受到当年的温度，感受到那位老学长对医学事业的热情和信仰。也许就是这样的热情和信仰，才支撑着她后来从医执教五十余年，罹患癌症也不放弃工作，去世前两个月还以耄耋之年坚守在临床一线。

　　最后缅怀的两位前辈，一位是老师、讲义的编著者，一位是学生、讲义的学习者。他们的一生，似乎都践行了讲义里的话：“为广大人民服务”“一切为伤病员”。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的《外科学》教材已经出到了第9版，我们好像再也不需要用这本讲义来学习外科学，我们又似乎还需要用这本讲义来学习，学习什么是医学，学习怎么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