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重要的荣誉，我够格吗?组织上同意吗?”共和国勋章颁发人选公示前，面对前来征求意见的评选组，屠呦呦的反应，是反复确认这些问题。

　　她总说，感谢党和国家给她这么大的荣誉。尽管已经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4年，尽管名字近乎家喻户晓，但屠呦呦依然保持着低调，依然顽强“抵抗”着外界的关注，依然还不习惯成为注目的中心。

　　屠呦呦始终惦记的，就是青蒿素。

　　4年前，当“满世界都是屠呦呦”时，她对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的话却是——“院长，可以了吧，赶紧停下来。我不太愿意搞这些场合上的事情，是时候谈谈青蒿素的具体问题了吧。”

　　只要国家有任务，扔下孩子就走

　　屠呦呦一直在跟青蒿素的具体问题打交道。

　　1969年年初，刚过38岁的屠呦呦已经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了快14年。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同年到中药研究所工作,后脱产两年半参加卫生部委托中医研究院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班”。

　　那年1月21日，屠呦呦了解到一个全国性大协作项目——“523”任务，她的科研人生就此迎来转折。“523”任务，是一项援外战备紧急军工项目，也是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

　　抗疟药的研发，就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赛跑。

　　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所长姜廷良说，重任委以屠呦呦，在于她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

　　“能够参与这样重要的项目非常不容易。她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与屠呦呦共事几十年的同事、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福龙说。

　　人们常讲，好奇心是科学家研究的第一驱动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支撑屠呦呦坚持下来的，是“责任”和“担当”。屠呦呦那时常提的，就是国家培养了她，她也得为国家做些事情。“国家交给你任务，就努力工作，把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

　　接手任务后，屠呦呦翻阅古籍，寻找方药，拜访老中医，对能获得的中药信息，逐字逐句地抄录。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课题组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

　　扛得住190次失败，做得了试药“小白鼠”

　　到1971年9月初，课题组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200余个，但结果令人失望。

　　屡屡受挫，课题组面临困境。“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屠呦呦回忆道。

　　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

　　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录》再到《温病条辨》……终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抗疟的记载跳了出来，给黑暗中摸索的课题组一抹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为什么古人用“绞汁”?是不是加热破坏了青蒿里的有效成分?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来提取青蒿。“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屠呦呦说。

　　实验过程繁复而冗长。1971年10月4日，在190次失败后，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1972年3月8日，屠呦呦作为中医研究院疟疾防治小组的代表，在全国“523”办公室主持的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做了报告。她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的鼠疟、猴疟抑制率达100%的结果。

　　汇报了以后，“523”办公室便要求，“今年必须到海南临床看一看到底效果如何”。

　　那时，药厂停了，课题组只能土法上马，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他们用7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当时设备简陋，没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屠呦呦整天泡在实验室，回家后满身都是酒精味，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但困难依然有。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研究人员发现了药物的疑似毒副作用。药理人员坚持，药物的毒理、毒性情况还未完全明确，上临床还不够条件。

　　“我当时心里很着急。”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就要再等1年。于是，屠呦呦干脆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当起了人体试毒的首批“小白鼠”。之后，科研团队又在中药所内补充5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服，受试者情况良好，未出现明显毒副作用。

　　紧接着，屠呦呦等人携药去往海南昌江地区进行临床验证。结果显示，该药品对当地、低疟区、外来人口的间日疟和恶性疟均有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对11例间日疟患者,有效率达100%。

　　之后，屠呦呦课题组的组员钟裕蓉，在同事倪慕云工作的基础上，分离出了有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

　　采访能躲就躲，只对青蒿素特别执着

　　其实，在漫长的抗疟阻击战中，全国多家科研机构一直协同作战。1978年在扬州召开青蒿素鉴定会时，主要研究单位就列了6家，主要协作单位有39家，参加鉴定会的人员达到100多人。这些单位用青蒿制剂和青蒿素制剂进行了6500余例临床验证。

　　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举国体制的成果、集体主义的结晶，也是自主创新的杰作。屠呦呦常常强调，荣誉，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之后，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一度被打破。对场面上的事，她能躲就躲。2015年12月，在屠呦呦赴瑞典领奖之前，单位本来在机场贵宾休息室组织了一场媒体群访。但屠呦呦自始至终没有现身——她通过其他通道上了飞机。

　　是高冷吗?熟悉她的人说，这是误解，其实就是老太太害羞、脸皮薄。

　　但对科研，对自己真正热爱的青蒿素事业，屠呦呦不躲不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原司长曹洪欣说，屠呦呦不讲“场面话”，就是直来直去，“是那种跟年轻人拍桌子，也跟老人拍桌子的性格”。每次开会，屠呦呦从不说什么“这好”“那好”，就是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执着，对青蒿素特别执着。她这辈子就做青蒿素，一说青蒿素眼睛就亮。”曹洪欣回忆。

　　尽管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但89岁的屠呦呦还在做研究——她负责把握青蒿素研究中心一些原则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如今，屠呦呦团队已经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领域取得新进展。

　　今年8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科技园一期工程青蒿素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兴举行了奠基仪式。那是屠呦呦数次上书、念兹在兹的现代化中医药科研平台。建成后，它将助力屠呦呦团队，为青蒿素药用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深化提供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