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绝不是降低质量，包括降低考试的质量去迎合讨好学生与家长。在无法全面实施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不得不以分数为核心录取的招生制度下，以缺乏区分度的水平考试替代中考这个选拔性考试，带来的可能是更多的无效负担，也是对公平的挑战。

中考已经全面水平化，放弃了选拔

　　7月5日，北京2022年中考成绩公布，分数高到让人咋舌的地步，创下历史新高！

　　以考生最多的海淀区为例，在满分660分的情况下，655分以上达到517人，600分以上13325人，占考生总人数的71.5%(总人数18655人)，500-599之间仅有4152人，400-499之间的考生仅有407人，仅占考生总数2%，400分以下，仅有655人，占3.5%。

　　如果想上人大附中、清华附中等著名中学，每门功课倒扣不能超过1分，否则没有可能。

图源：北京日报

　　如果以这个成绩画一个分布图，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正态”分布，而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大头娃娃”，绝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挤在头部，几乎没有任何区分度可言。比如400-499仅有407人，但在高分段的651分竟然有413人。

　　当然，可能有人说这是海淀，我们看城六区中教育比较薄弱的丰台，也是半斤八两。在4580人的考生中，400-500分的仅有144人，约占3%，400以下的仅有112人，约占2%，600分以上的占比约60%。

　　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也并非北京所独有，近年来，许多地方的中考均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今年表现得尤为突出。

　　天津中考满分800，780分以上965人，770分以上3820人，660分以上占50%。中考满分600分的杭州，有一所重点中学发表感谢信，表示初三某班的中考平均分达到了580分。

　　显然，这并不是孩子们突然变得太优秀了，而是中考改革导致的。不清楚中考改革的指导思想具体是什么，但这些分数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方向：以水平考试替代中考，去难度，去区分度，让大家都有分数的获得感。

　　日前一个网友给我留言，说他60多岁的母亲做当地数学中考题，也得了满分。

　　前两年我曾写文章感慨中高考分数通胀，现在已经不是分数通胀的问题，中考是赤裸裸去区分度了。

　　双减不是一味做减法，更不是迎合，降低教育质量包括测试标准，让所有人都有分数的获得感

　　为什么要这么做？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

　　根据各种专家的解读和相关部门的解释，舆论猜测，显然落实“双减”，是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双减，就只是做减法吗？

　　如果这样理解双减，就是最大的误解。其实从“减负”到“双减”，已经说明了曾经一味做减法的错误，正是一味做减法，才减出了3点半，课内减下去，课外长出来，减出了课外培训机构的辉煌，让金钱开始左右教育追求，于是中央开始强力纠偏。

　　为了深刻领会这一点，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双减政策正式公布前的一段讲话。

　　2021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到青海某社区“4点半课堂”时就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放学后，得有人接得住啊。”“首先这件事要由学校来办，学校不能把学生的课后时间全部推到社会上去。学生基本的学习，学校里的老师应该承担起来。不能在学校里不去做，反而出去搞校外培训了，这样就本末倒置了。现在金博宝最新官方网站查询网址 门正在纠正这种现象。”

　　其实，双减首先是校内做加法，提高校内教育质量，发挥学校主阵地的作用，最大程度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包括多样的教育需求，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其次，才是减法，减去不必要的课内作业负担，以及课外辅导班负担。而这两个措施都有一个根本而共同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而不是培训机构。因此，我们想尽办法要让学生留在校园。

　　在某种程度上，双减政策是对我们既往一味做减法的减负政策的一次强力纠偏，是做加法，尤其是学校内教育。如何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最大程度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就成为双减成败的核心。

　　换句话说，双减，绝不是以降低教育质量或要求，来迎合家长，让孩子绝对没有负担。“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人的殷切希望！

　　考试，或者说测试，本质就是教学效果的体现，是教育质量监测的技术手段之一。如果考试不运用到学生的评价上，那么就是纯粹的质量监测了。任何一个科学的教育测试，结果一般都接近正态分布，即高分与低分的人较少，多数在中间。人为设定一个难度目标，必然让考试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

　　相关减负规定中的确有降低考试难度的说法，但注意，这一说法是针对一些考试中的难题怪题，超纲题而言，是减去这些不必要的超纲的、过高的试题与要求，但绝不是迎合讨好学生家长，多考“智商”题，让大家皆大欢喜，更不要说中考这种承担着人才选拔的这种高利害关系的考试。

中考降低难度，就能达到减负的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把考试难度和负担强行挂钩，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逻辑。

　　绝对负担的多少，是和自己期望值相关的，而不是考试的难易程度。记得80年代中、高考，有些科目，一个班也没有几个及格的，但恐怕没有人会说那时的负担比现在重。再难的考试，如果想得零分，应该都是极其容易的。再简单的考试，想得满分都是很艰难的，都要超常的付出，这不是试题的难易程度决定的。这是基本的逻辑，也是一个常识。一旦有更高的追求，更高的目标，客观上负担必然是重的。

　　负担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心理感受，如果喜欢玩游戏，3天3夜不睡觉都不觉得是负担，如果不喜欢学习，10分钟都是负担。

　　我们不能否定中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反拨与引导作用，但考试的难度与负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两个问题，两个逻辑。

　　事实上，通过降考试难度来减负，我们有过失败的尝试。

　　北京的高考在近10余年里，平均分增长了100分，难道中学生的负担就降低了吗？估计没有人敢拍这个胸脯。

　　对比同期10余年来，学而思以及其他培训机构的开班数量，我们可以发现，相关营收数字在迅速增长中，是最辉煌的10年，并没有下降。

　　降低难度，最大的利好是让更多人有了分数的获得感，“高分考生”比比皆是，说难听了是讨好家长，但绝没有减轻或者降低这其中的竞争与负担，无非让大家觉得，“现在孩子怎么都这么厉害”？

　　考试难度与负担没有直接关系，但使用不好，尤其是一味降低难度，反而会增添无效负担。

　　这种没有区分度和难度可言的考试，考的是熟练程度，是仔细程度。优秀的考生，往往为了一分两分的区别，需要刷题奋斗一年，这是典型的增加负担，也是增加无效负担，更恶劣的是，这也在磨灭这批“天才少年”的求知欲。清华丘成桐班把录取年级下调到初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放这类优秀学生，让他们从初三年级无效而折磨的学习中解放出来。

　　对于普通的孩子，过于虚高的成绩，也容易让孩子与父母产生误判，错以为自己很优秀，离封顶仅有几分的差距，是可以“鸡”出来的，进一步刺激他们去通过刷题提高熟练程度，提高分数，加剧了“剧场效应”。

　　对分数的追求背后是社会竞争的递延，并不是因为试题的难易，普通人可以这么简单甚至错误地看，但专业人士，尤其决策者绝不能把表象当成本质，找错问题，用错解决方法。

在仍然以分数为核心录取依据的情况下，以水平考试替代选拔性考试，加剧了分数的竞争，影响升学考试的效度与科学性，触及公平，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

　　有一些人说，这不是中考，是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就是要降难度，不能强调选拔性的。

　　在目前的中考改革中，我们的确是在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中录取的依据。但我想提醒，只要是作为高中录取依据，无论你换什么名字，从其功能角度讲，就是实实在在的中考，必然要承担选拔功能。在我们还以考试分数为核心录取依据的招生制度下，应谨慎以水平考试替代各种升学考试，否则带来的是更多，更为复杂，甚至无法解决的负面问题。

　　不同的考试，其定位与目的、效果和作用都是不同的。

　　简单从功能上来区分，一种是水平考试，一种是选拔性考试。原则上讲，水平考试难度相对较低；从测量角度看，区分度较低，是粗颗粒的，只追求大致把学生分层。但是选拔性考试不同，它更强调对不同人才的区别与选拔，要求区分度更高，是细颗粒的。

　　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的各种考试都是前者。美国“高考”SAT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美国的“中考”SSAT类似我们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同样，托福也是一种语言水平测试。这类水平测试在分数的计量上也是不同的，比如老SAT满分为2400分时，即便再低，一般也不会低于1200分，想低于这个分，稀缺度和考2380分以上一样难，因此经常有人开玩笑说：你如果SAT能考到1100，我就请你吃饭。今年各地中考成绩的分布，与之极其类似。

　　美国盛行的这种水平化考试，是与其录取制度配套的，即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以水平考试作为一个基础学术评价，学校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后招生录取。考试成绩只是基础，不是唯一依据。

　　中国则不然。因为诚信等原因，综合评价的录取方式暂时无法全面推广，不得不回到分数这个唯一的刚性依据上来。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盲目套用美国的水平考试，那几乎是一场灾难。考试分数只是人家的一个评价基础，对于我们却是唯一的选拔标准，怎么能不出问题？

　　在中考仍以分数为录取依据的制度下，以水平考试替代选拔性考试，只能加剧学生对分数的斤斤计较。如果说过去的中考是分分计较，现在的竞争则更加激烈和残酷，是零点几分的计较。

　　更麻烦的是，以水平考试替代中考这种高利害的选拔性考试，给人才选拔与培养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网上有传说，这种考试的目的之一就是肢解“著名中学”，让名校也无法选拔到优秀学生，达到“生源均衡”的目的。无论各地主管部门是否存在这种想法，这种考试的确达到了把水搅浑的效果，优秀的中学，根本无法靠分数录取到真正优秀的学生。

　　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检讨和商榷的。

　　中美博弈，比拼的是技术，更是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的比拼。但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绝不是到了大学才开始的。尤其是对于很多自然科学，多数属于早慧学科，需要早期介入。对于义务教育阶段，过早的选拔与培养还存在一系列争议，尤其是各种政策与法律上的制约，但在高中这个非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全面系统地做起来。

　　但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是什么？是扼杀“天才少年”的选拔和培养，还是给其提供便利的选拔培养渠道？

　　更糟糕的是这种没有区分度的选拔性考试，客观上是对勤奋者的嘲讽，我们要倡导什么？

　　教育不是为了考试，但在我们仍然以考试分数为核心的录取制度下，中高考必然承担了选拔功能，客观上也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也是老百姓如此重视中高考的根本原因。“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考何尝不是？

　　一个学生通过努力学习，升入好的学校，是正当的教育追求，也是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更是一种公平。

　　几乎没有区分度的中考，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恶劣的。我辛辛苦苦学三年，你快快乐乐混三年，结果一场考试下来，大家分数没什么大的区别，想传达什么？奖励什么？缺乏科学性与效度的升学考试，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