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中喀人文交流的指南针

　　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细数古代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史，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的接触可追溯到汉朝以前，但当时主要限于与东非、北非海岸之间的关系。对于处在非洲中部的喀麦隆而言，与中国的关系发展相对晚近，更确切地说始于上世纪50年代。据了解，195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4个国家首次派出11名学生来华留学，分别来自喀麦隆、肯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中非合作在三个主要层面成为中喀人文交流的主轴。

首先，保持元首交往是中非关系的精髓。中非关系一直得到高层交往的支持。这些交流是确定中非合作主线和签署双方合作协议的机会。从万隆会议到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元首始终将高层交往视为巩固中非人民友谊的重要手段。自中喀建交以来，喀麦隆元首对中国进行的8次正式访问中，多数是在中非双边交往框架内进行的。此外，两国在中非交往层面和双边层面也有多次部长级和高层交往。

其次，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作为中非合作的基石。从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方针，到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提出的“五不”理念（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都为中非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迄今为止中非合作在外交、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目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直接投资国。

第三，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非人文交流的主要平台。成立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培养社会资本、建立民心相通以及中非代表团间建立牢固个人联系的空间，也已成为制定中非经济贸易、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协议的主要框架。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推出了以实施“八大行动”为核心的上百项全面深化中非合作的新举措，其中即包括“人文交流”，而“交流”一词在相关文件中出现了85次，其中大部分涉及高官互访、专家培训、学术文化交流等。这表明，中非双方对人文交流的兴趣与日俱增。

中喀医疗合作：中喀人文交流的友谊结晶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喀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建交后，人文交流成为加强两国人民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在于以和平的方式推动各国文明间的理解与共同繁荣，为深化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首先，巩固两国人文交流、实现两国人民文化互鉴是中喀医疗合作的主要成果。长期以来，两国间的医疗合作不仅变成了两国人文交流的最早方式之一，被誉为“中喀友谊的结晶”，更成为中国在整个非洲提升和展现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之一。中喀建交后，医疗合作成为两国人民之间建立信任和加强人文与文化联系的一种手段。1975年，即两国建交4年后，第一批中国医疗队抵达喀麦隆，为喀麦隆人民提供医疗服务。两国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已将针灸、内科、针刺麻醉手术引入喀麦隆医疗实践。

其次，中喀医疗合作的主要方式以“长流水、不断线”为主。迄今为止，中国对喀麦隆的医疗援助已有47年历史，中方向喀麦隆派遣的包括医疗队和技术专家在内的医疗工作者达到713人次，主要分布于喀麦隆的雅温得、杜阿拉、姆巴尔马尤和吉德等城市，为喀麦隆及周边国家人民健康的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阻断双方的医疗合作。2021年3月，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向喀麦隆派遣了第21批援喀医疗队。他们抵达喀麦隆后不仅执行了援助任务，还充当了中喀人文交流的使者，巩固了双方医疗合作的持续性与持久性。

教育交流与艺术巡回演出：中喀人文交流的两个“亮点”

首先，教育合作对加强中喀人文交流发挥了显著作用。1984年8月，两国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喀麦隆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文化协定》涉及的合作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体育、媒体、文学作品翻译等领域。从此，文化在双边关系中被排在重要地位，旨在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促进文化交流。在此次两国文化合作的大框架下，教育合作逐渐成为中喀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喀麦隆本土中文教学与中国文化推广机构网络日益完善。1996年，浙江师范大学与雅温得第二大学的合作促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首个中文培训中心成立。11年后，在此基础上，继肯尼亚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二所孔子学院——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简称“雅二大孔院”）落成。目前，雅二大孔院已为超过13万喀麦隆学生提供中文课程。在“一院多点”运营模式下，雅二大孔院已在喀麦隆很多城市开设了中文教学课堂。另一方面，来华留学的喀麦隆学生人数日益提高。据喀麦隆驻华使馆文化处负责人介绍，尽管有疫情引发的离境和国际旅行限制，目前仍有约2000名喀麦隆学生在中国学习，他们未来将成为加强两国关系的重要人力资源。无论是在喀麦隆当地培养的学生，还是来华留学的学生，无疑将成为未来中喀之间友谊的桥梁。

其次，艺术巡回演出也是中喀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两国在艺术领域的合作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明确以政府机构为艺术合作的主要平台。1974年12月，在中喀两国政府支持下，来自武汉的杂技团在喀麦隆最大城市杜阿拉进行了精彩演出，获得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5000多人观看了演出。之后，《文化协定》的签订为短期项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大批中国的乐团、杂技团、画家团、武术团、运动团等文体团队访问喀麦隆，向喀麦隆人民介绍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

　　二是艺术合作形式丰富多样。2009年，在中喀文化合作背景下诞生的“舞蹈团ABE”已成为两国文化交流融合的象征。该舞蹈团成立10多年，由一名法国吉他手和一对艺术舞者——来自喀麦隆的ABE先生和他的中国妻子组成。他们在以艺术巡演的方式将喀麦隆文化宣传到中国的同时，还将中国文化传播到非洲与世界各地。ABE先生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非洲的鼓和舞蹈能够帮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非洲，鼓励他们自发地跳舞，激发他们的潜力，给他们自由享受舞蹈乐趣的空间。”这无疑有利于促进两国“民心相通”，让中喀友谊深入人心。此外，包括媒体合作在内的其他短期项目在中喀合作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2018年7月，来自喀麦隆的19名媒体记者访问中国，在三周时间里，他们就媒体政策和做法进行了采访活动，并与中国同事举办了工作会议和研讨会。

　　中喀合作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这些成功主要依靠两国政府所发挥的驱动力作用。近年来，许多非政府组织对加强中喀人文交流的积极性也日益提升。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某公益基金会向喀麦隆援助了物资、疫苗以及疫情防控物品，受到了喀麦隆人民的欢迎。无论是居住在中国的喀麦隆人，还是在喀麦隆的华人华侨，都为加强两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不同人类社会的命运在其中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一现实，构建坚实的合作体系以应对不同的全球性挑战已是当务之急。对于中非关系而言，这种合作的建立离不开坚实的人文交流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在卫生、科学、教育、农业、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开发创新技术以应对未来的全球挑战。中国的“共同富裕”理念与非洲的乌班图哲学有很多共同之处，为巩固中非关系提供了动力。我在因我们同在，作为乌班图哲学的象征，亦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南。（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