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芳，1976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法国巴黎路易·卢米埃尔国家高等艺术学院摄影系，现在北京生活。

　　与许多女性摄影师不同，文芳从不关注性别，她对艺术的理解很独特。“我从不关心女摄影师的位置或遭遇的尴尬。对当代艺术家来说，关键在于他对这个世界独立的看法。与此相比，就连对美的表现都显得不那么重要。”在她看来，艺术就是用各种媒介表现人对世界的看法，“艺术不再是美术，这是我们对当代艺术的基本定义”。

　　不为读名校，只为看世界

　　与通过重重考试、费尽心力进入法国最知名的图像学院——巴黎路易·卢米埃尔国家高等艺术学院的多数学生不同，文芳申请留学并没有花太多心力。事实上，她的入学更像是个偶然，“一位法国朋友把我的作品光盘递交学校，很快我便被特招入学”。

　　2002年，做了6年网络设计师的文芳辞掉工作，踏上去法国的求学之路。对这个当时已小有名气的设计师来说，出国留学意味着人生的重大改变，但文芳对此浑然不知。她认为，在理想面前，没有什么不能舍弃。

　　“那个时候很迷恋图像，因为我们这一批很早接触互联网的人，在网上可以看到国外的作品——当时在中国还很难接触到。很多图像深深打动了我，因此我决定出国。”文芳告诉《青年参考》记者。

　　在文芳身上，“海外名校毕业生”的确是引人注目的标签，但对她来说，出国并非为了读名校，而在于“出去看世界”。“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文芳说，“所谓留学，就是一定要去一个和自己本来的文化、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地方进行体验。”

　　她认为，海外生活最重要的是对一个人思维方式的改变，这“比求知更有裨益”。“在中国，我发现大家总觉得自己的思维方式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有人跟自己想得不一样，就可能被当作异类。这正是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得太久带来的弊端。我们没有意识到，跟自己完全不同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别人并非为了与我们作对，而是这个世界本就是多元的，不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是留学带给人最大的收获。”

　　受西方教育，迷恋东方哲学

　　文芳对西方艺术有很大兴趣，但中国文化与哲学似乎更具吸引力。2005年学业结束后，她原本可以留在法国工作，但她放弃了在国外相对成熟的艺术行业发展的机会，选择回国。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她“想回来更深入地学习东方文化和宗教哲学”。

　　2005年，文芳的摄影作品《新桃花源记》问世。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她首次尝试用摄影表现水墨意境，这体现出她对东方哲学特别是佛学的思考。

　　在作品说明中，文芳写道：“在法国学摄影的时候就有人问我，什么是东方精神？我想，那不只是水墨，也不只是三维与二维的区别，就如同我的桃花源在你身上，也不在你身上一样。既然阴阳所依，无处可住，哪来的摄影与绘画的区别、快乐与忧伤的分界？随我去，找回你自己的桃花源……”

　　文芳坦言，自己的创作灵感大多与佛学有关，她对《青年参考》说：“实际上艺术并不是必须做的事儿。从事艺术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并学习了这个东西，但如果我当时学医，就会在医学中实现所学；如果我是扫地的，就会在扫地中实现所学——归根究底，做什么并不影响人生梦想的实现，我不过是用艺术实现心中的那个结果，而这就是佛学教给我的。”

　　专注一件事，创作环境不重要

　　回国后的文芳着迷于用各种材料结合摄影进行复合创作，她的作品被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收藏，可谓成绩斐然。

　　谈起自己的创作理念，文芳强调：“我一直觉得，把照片印在相纸上，然后放在框子里、挂在墙上，就如同给它修了一座坟墓。”“我认为图像本身应该是自由的，应该和生活里的所有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拿《共和国民工俑》来说，当砖块和民工的照片结合在一起时，一种新的可能性就诞生了。”

　　相比“摄影师”，文芳更喜欢“艺术家”这个称呼，尽管在中文语境里，“艺术家”给人的感觉“高大上”到有些清高。在文芳眼中，“艺术家”的含义并不复杂，“只是个工作”。

　　“在我看来，创作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究竟适合用什么样的材料表达。”她告诉《青年参考》，“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没有真正的精神力量在背后支撑，恐怕作品只能是行尸走肉，流于表面。”在艺术方面，这个自立的女子有她的固执。

　　如今，文芳已在中国做了近10年的创作工作。谈起国内创作坏境与法国的不同时，她感慨：“两国艺术环境看起来没什么不同，但细细品味仍有不少差别。在法国，人们的确更加尊重艺术和艺术家，也更懂得欣赏艺术。在中国，说你是艺术家，背后总有点‘你不正常’的意思。”

　　中国和法国的艺术环境有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文芳的创作。“如果真想做一件事，并且这件事对你非常重要，你就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不受外界的影响。”

　　关爱农民工子女，思考做公益的方式

　　文芳的作品，既有精致艺术的小情调，也有对人性情怀的思考。但无论哪种题材的作品，其中总能找到公益的影子。

　　“最开始做公益项目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帮助了别人，但现在才明白，很多时候是别人帮助了我。如果没有这些实践，没有这些人配合我，我可能没有机会了解自己身上的局限，更不可能消除它。”谈及公益，文芳说。

　　2014年7月，文芳和中欧文创协会的好友共同创建了“小候鸟艺术计划”，希望让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弟“接触艺术、爱上艺术、创作艺术”，并帮助他们销售艺术作品，以减轻家庭负担。

　　在文芳看来，这个与艺术有关但更着重公益的项目，让她得到了比创作更丰厚的收获。“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帮助了他们，让他们得到了急需的学费或手术费，而是我们陪伴他们，与他们一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卖画赚得了这些费用。这与等着要钱的差别非常大。”

　　聊起这群“小候鸟”，文芳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其中既有对这群孩子的爱护，也有对社会现象的思考。“现在很多公益项目总说‘我来帮你’，展示对方有多么可怜多么贫困。很多人没想过，比如这些‘小候鸟’，他们和父母在一起，虽然不如我们生活得优越，但仍然快乐。一些公益人士贸然介入，动辄说‘我来为你们捐钱，你们好可怜’，这样的举动可能改变孩子的一辈子。他们也许觉得装可怜很好，可以得到好处，甚至会想以后是不是应该表现成弱者的样子，借此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值得很多‘公益人士’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