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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岁的王健林至今还保持着军人似的挺拔身姿，头发平整。深色西装搭配紫灰色领带，是他一贯的穿着。

　　坦诚，有问必答，是王健林留给很多人的印象。他回答问题时挥舞双手，擅长从一堆信息里拎出最重要的一环交予你，精准直达。

王健林

　　王健林说原本的初心只是赚钱为自己，让家人生活得更好，如今更希望能留下些什么，比如一个世界量级的公司，以及一位真正让人尊敬的企业家、慈善家。

　　企业家，中国首富、王思聪的父亲……舆论贴给王健林的标签众多，若真要摘出一个来，他真正认可的是“慈善家”。

　　比起财富，他更希望自己成为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

　“当年，赚钱为自己，就是初心”

　　新京报：你刚过60岁，人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回顾过往，你觉得年轻时的初心是什么？

　　王健林：最早的初心，在军队时是想做将军，不然不会在那里奋斗17年。我父亲是军人，母亲送我去当兵也是这个愿望——要超越你父亲，我一直朝这个努力。

　　新京报：这个初心后来变化了？因为你离开了军队，踏入“下海”热潮。

　　王健林：当时百万大裁军，小平同志讲，军队要忍耐。从历史长河来看，忍耐10年不算啥，但对个人来讲，时间就长了。于是我转业去政府部门，一两年后，看到很多同事下海。那时政策宽容，允许我们停薪留职5年，我就想，这么好的政策都不去试吗？给自己5年试验期，不行再回来。那时的初心，实事求是讲，就是获得更多财富，让家人生活的更好。赚钱为自己，就是初心。

　　新京报：你最终没在政府部门继续任职，没有官衔，现在却拥有在国内外迅速增长的影响力，这你料想到了吗？

　　王健林：完全没料到。初期做生意，哪敢设想这么大？注册资金都是借别人的。最初做生意时的理想，就是奋斗到拥有一栋楼，起码可以出租，吃喝不愁。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很朴素的愿望，后来才一直做房地产。

　　新京报：但这个思路又改变了，你后来提“去房地产化”，开始涉足其他产业，为什么？

　　王健林：说来说去，做房地产是什么工种，属于什么行业？假如有一天房子全卖完了，能剩什么？就剩几千号人。它不是技术创新行业，而是集成行业，即便有技术和高科技，全是别的行业研发，把这些拉来一凑，房子建起来，卖掉就完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行业不是“万年青”，不是可持续的。

　　新京报：很多人评价，你和万达有前瞻性，意识到房地产的不可持续性比别人要早很多年，甚至早10年，你怎么看？

　　王健林：10年不敢说。但你会发现，万达一直以来的战略决策都有前瞻性的。很简单，我进入文化产业的时候，100个人里头有99个反对我。我公司里所有同事，身边最好的朋友，全部反对。他们觉得你疯了，神经病，为什么要去投电影院？

　　新京报：身边这么多人反对，会影响你的决策吗？

　　王健林：不会，我这个人意志比较坚定。

　　新京报：据说你做影院，更多是不得不做？

　　王健林：确实算是被“逼上梁山”。一不小心，还抓住了机遇，做得挺好。万达进入这个行业早，2006年，一两年内就赚钱了，后来电影市场也开始发展了。做这个更大的作用，其实是启发了万达进入文化产业的思维，思维被激活了。

　　“5年内做到世界前五”

　　新京报：2012年你跟马云(微博)有个赌局，“十年后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的份额能否过半”，你反对，现在看来结果如何？

　　王健林：这个赌局现在本身已经是一个笑话了。那是在电商高速发展的时代产生的一种曲解，以为线上会取代线下。现在再说这个话，会被认为脑袋不好使了。线上公司已经努力在往线下走。就像苹果公司的库克先生说，未来五到十年，单纯的互联网公司全都会死亡。现在看，不只是我不认同，马云先生自己也不认同。所以他在往线下走，我也在往线上走。

　　新京报：除了布局电商，万达还关注体育产业，比如投资足球，是看中了商机？

　　王健林：其实我之前并不理解，为什么那些老板们天天出国，天天折腾，就是玩，看看球，跟过节似的。后来看了很多比赛，我才了解，其实在西方，竞技体育早已经超出了“竞技”的含义。比如德国杯的决赛，开场前1个小时差不多有9个活动，芭蕾舞都上了，比赛结束后，两队球迷还在互动，输赢都不重要。赢的队当然高兴，输的队也很热闹，体育不完全是竞技，还带给人一种快乐，这是体育产业的魅力。

　　新京报：除了国内，你也在做了一些国际布局，比如收购美国AMC等，你是想开拓一个世界文化产业的版图吗？

　　王健林：是，我给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万达五年之内要做到世界前五。原来说做到世界前十，现在看不用了，远远超出我们自己预期。我们有把握，到2020年，公司收入达到千亿级别。国际上的文化企业，最多也就是200亿、300亿，所以我们应该会进入世界前列，成为一流的文化企业。

　　走出去“说走就走”

　　新京报：万达经历了多次转型，对你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

　　王健林：现在来看，最最重要的时刻，是1993年万达走出大连去广州，下决心从区域型公司往全国型公司转变。其后很多转型，应该说都找得到逻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新京报：为何一定要做一个国际型企业？在国内赚钱不好吗？

　　王健林：这是个必然，就像我走出大连一样。那时在大连，万达无所不在，一个公司当时占整个城市份额的22%，你去所有地方，竖着我们的广告牌，我在一个城市，同时十个八个楼盘在开，足球队也是我赞助的，天天电视台放着我的广告。混得一般、没有野心的企业家，会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

　　新京报：什么真正促使你踏出了往外的一步？

　　王健林：其实那时我经常跟朋友去欧洲，落地就买一辆二手车，4个人，正好，开十五天，没有目的，到哪儿，住哪儿，都不知道，行李箱拖到哪儿算哪。最后走到结束的地方，往废品收购站打个专门收旧车的电话，给100块钱就让把车拖走。就是因为我比较早到国外，看到了中国和美国、欧洲的差距，中国公司和国际先进公司的差距。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应该是思想启蒙，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满足于只做一个区域型公司。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新京报：和你个人巨大影响力对比强烈的，是你生活的单调重复：早晨7：30到办公室，晚9点离开回家，有会谈就到11点。很多人疑惑，中国首富为什么是这个节奏？

　　王健林：工作占据时间比较多。因为公司发展越来越大，业务越来越多，我有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这个占用时间。如果万达只做文化也行，现在又扩张到体育，又做网络金融，如果我要不懂，只靠蒙的，汇报上来的方案怎么做决策？

　　新京报：这和你本身曾是军人，有自律的习惯有关？

　　王健林：不是自律，对我来说，工作就是很快乐的事情。换个词来说，我是工作狂，在工作当中寻找精神层面的一种满足。看到万达的设想实现，比别人都早几年，这也是一种成就。

　　新京报：你工作之外的爱好是什么？

　　王健林：你们都觉得我生活单调吗？其实我有很多爱好。比如唱歌，收藏中国字画，我自己本身也是半个鉴赏家，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搞收藏，可以说那时绝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收藏为何物。

　　新京报：那军队生活至今还带给你影响吗？

　　王健林：当然。特别的守时，特别规律，约束自己。

　　新京报：在市场竞争中，回首过往，你总结出怎样的经验？

　　王健林：还是一句广告词，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你去看，十年前的苹果和现在的苹果完全不一样，都在发生变化。关于企业竞争我说过一句话，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不可能跑完全程就结束。在竞争当中，你只有不停转变，适应时下，与时俱进，企业才能保持生长活力。

　　新京报：万达至今经历过几次转型？有人会好奇为什么万达每次踩点都踩得那么准？

　　王健林：不是踩得准，我们也在分析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趋势，不是墨守成规的。尽管一开始，改变可能带来痛苦，要付出代价，但不变会更痛苦。但到现在，我们经历第四次转型，做成功的话，未来十年万达一定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企业。

　　“王思聪比我更优秀，我才算成功”

　　新京报：你似乎有掌控一切的气质，唯一不可掌控的因素是你的儿子王思聪？你永远预料不到他会做什么？

　　王健林：那倒不是，我经常跟他交流，昨晚还一起聊天吃饭。只不过他从小在国外读书，思想比较自由，而我也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家长(微博)式管理，一定要他做什么，我觉得他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新京报：你给他资金，让他去尝试，目前来看，他试得如何？

　　王健林：昨天我就跟他探讨这个问题，问他投了多少公司。他说投了多少，我问有多少公司上市，他说有哪些上市了。哎，我这一听，靠谱。

　　新京报：他的知名度，粉丝数，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超过了你？

　　王健林：成熟的人当中，肯定还是我的粉丝多吧。如果未来他能成功，比我更优秀，我才算是真正成功。

　　新京报：你会对王思聪有更多期望吗，比如让他继承你的事业？

　　王健林：如果他能够发展的更好，更有领导能力，将来回万达，当然更好。但是这个得随缘，而且他也未必有兴趣，他觉得我太累了，我这种生活也许不是他想要的。

　　王健林：1993年，我刚接手一个项目，才两个月，没有预见到国家政策变化，一切贷款停止。那时候还得病住院。这是很艰难的时刻。

　　新京报：事业上，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王健林：跟随我多年的团队成员，核心团队绝大部分和我在一起20多年。这些人已经不仅仅是同事了，是兄弟。

　　新京报：如果能够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王健林：历史不会重现。如果可以选择，我一定不会选择做房地产，做到现在，还要重新调整，转型，实在太累了。可能选择娱乐产业、体育产业。不过那时候在中国这两个行业也比较困难。

　　新京报：你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