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郭一磊（音译）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人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典型。现年26岁的郭一磊，生于甘肃省偏远农村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现已是Big Cabbage（如今有人这么称呼北京）的一名计算机程序设计员。按照中国人的标准，他的收入还算过得去，每周能赚500元左右，当然，这是说他有工作的时候。若想要跳槽的话，还得花上几个月才能找到下一份工作。眼下，他住在唐家岭——城郊一个地处偏僻的贫民窑，那是他和女友每月花600多元租下的一间10平米的房子。“上学时，我一直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说法，”郭说，“不过自从我开始工作，就对这点半信半疑了。”

　　郭同其他和其一样的数百万人代表了中国一个史无前例而又十分棘手的发展现象：白领下层阶级正在快速增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高校的招生人数翻了一番，远远超过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发展速度。今年，中国普通高校与技术院校的毕业生大约有630万人，其中许多人出身于贫困偏远的城镇乡村，上的是地方一些二流、三流高校，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就能过上比父辈们更好的生活。但是，当他们来到北京、上海等其他的繁华大都市谋职时，却宛若挨了当头一棒。

　　或许，他们聪明、意气风发，但有些人已经开始质疑，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是否只是个谎言。他们被称为“蚁族”，因为他们乐于勤奋工作，而生活条件却极其糟糕，而且自己的努力似乎收效甚微。“这些蚁族胸怀雄心壮志，但缺乏实践技能，”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周孝正教授说。这一状况有着潜在的危险。整个制造已经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一些工厂的罢工工人不仅要求提高工资水平，还要求选出他们自己的集体谈判代表——可能对国家政权产生重大影响。

　　“蚁族”中膨胀的不满情绪甚至令人更加不安。蓝领工人的工资近来的确有所增长，而白领的收入却在减少，主要原因是高校毕业生人数太多。收入的减少并不是他们唯一感到不满的因素。官方数据（往往乐观得不切实际）称，87%的高校毕业生找到了工作，或即将有工作。换句话来说，连政府都承认，至少有1/8的毕业生将永久处于失业状态。而那些找到工作的，也不总是能够实现专业对口。北京的蚁族有近1/3都在从事“私营企业的销售工作”。对于工程技术专业的人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为电脑批发商叫卖低端的电子产品。

　　从前，唐家岭是个仅有3000人左右的平静的小农庄，近些年来，唐家岭已经迅速成长为一个有近5万的半就业年轻人的市郊小镇，狭窄的小巷里挤满了垃圾遍地的大杂院，以及被重分的小房间。仅在北京就有大约五、六个类似的蚁族居所，蚁族的不满情绪可能比工厂工人还多，周提醒了这一点。高校毕业生对自己未来的期望要比那些为国家发展贡献了30年的农民工高得多。“蚁族属于受过教育人群，他们会说外语，还是电脑专家，正是这种可能造成的麻烦令政府有所担忧，”他说，“如果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满，想发动一场运动，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事件，这就成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