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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安区最近出台政策，对民办幼儿园的收费实施限价。这一政策的出台有明显的社会背景。近年来，无论深圳还是其他地方，对幼儿园的需求急剧增长，公办幼儿园人满为患，民办幼儿园风生水起，但过高的保教费让许多家长无法承受。学龄前儿童入园难，俨然已成社会问题，深圳市宝安区出台这一限价措施，可算呼应市民要求。

　　政府的初衷公众能够明白，确实是为千千万万儿童及其家庭着想。但靠限价能否达成政府的意图？能否在政策发挥作用而价格又不涨的情况下，满足有入园愿望的儿童的需求？能否在满足接受服务一方的同时，又满足提供服务一方的要求？说得再深些，对市场化的幼儿园收费进行限价，是不是政府“依法行政”下应尽的职责？所有这些问题，显然不是深圳宝安区一则规定所能回答得了的。在实践效果出来之前，我们还需做些理论分析，对未来情况做些判断。

　　各类同年龄相关的服务机构爆满，通常都与出生高峰有关，深圳宝安区的幼儿入园难肯定也有这一因素的作用。如果此说当真，那高峰一过，入园难又会变成招生难，今天为鼓励办学所提供的措施，恰成未来相反难题的成因。

　　更大可能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增加，大城市的市民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过去到小学才开始的竞争，现在从幼儿园便启动了。特别是原来作为城市底层群体的农民工，现在孩子生得少了，对教育服务的要求高了，为确保孩子健康、安全成长，也把上幼儿园作为必需。这样的需求升级一旦实现，入园难的问题恐怕就得从长计议。

　　在国家还没有明确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公办的、带有一定福利性的幼儿教育还没有能够满足全社会需要的情况下，鼓励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暂且不说，既然没有法律规定幼儿园属于国家责任范围，那么公共资源进入幼儿园就不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了公办幼儿园，但僧多粥少，不能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那问题就更大了。某地政府拨款给机关幼儿园曾引起社会质疑，就是因为这一理由。

　　现在，既然考虑到了吸引民间资金，那就应该遵照市场规律，由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彼此协商，确定一个价格，否则不是将企业混同于慈善机构，就是让企业嫌利薄而撤资不干。宝安区政府考虑到了企业的压力，特别规定，免去民办幼儿园的租金，这是尊重市场的表现。但又同时要求，这笔省下的资金需要用于提高教职工的收入，以保证教学质量。换言之，民办幼儿园因为租金免除而节省的成本，并不能解决企业本身的经营问题。如此思路，有些费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政府此举本意是希望提高民办幼儿园的质量，但生存问题没有解决，就要解决质量问题，可能最后是欲速则不达。让民办幼儿园先办起来，办成一定数量，有了竞争，园方自然会考虑质量的性价比。

　　其实，在社会需求与幼儿园供给之间存在明显差距的现实情况下，最合理的办法是放开空间，让各种层次的民办幼儿园 “各得其所”，政府履行监管责任，要有“分类指导”的意识。比如，对收费高的民办幼儿园主要监管其质量，对收费一般的民办幼儿园则主要监管其综合效果，而对处于基本水准的幼儿园则主要监管其安全、健康等指标。现在不分对象，以同一收费标准来要求，一方面可能管死了高质量的幼儿园，质优不能高价，最后自然甘居下游，或者转身而去；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基本水准的幼儿园，由于其收费标准低于政府设限，限价毫无意义。如此做法让人联想到古希腊寓言中的强盗：过往之人如果不符合标准床的身高，就难逃矮的被拉长、长的被截短的命运。如果说，满世界的人都是一个身高面貌，难免给人单调的感觉，而如果所有幼教机构都成一个水准，那恐怕也难以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包括投资者的需求和消费者的需求。如此，政府限价岂不事与愿违？

　　政府干预市场，真该谨慎、谨慎再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