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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大学少年班从高峰时的13所下降到现在的两所——

　　超常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超常教育在萎缩。30年来，我国超常教育从热炒变成了“民间游击队”，大学少年班从高峰时的13所下降到目前的中国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2所，而中学少儿班坚持下来的也很少，目前仅剩10所左右。

　　而另一方面，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却求贤若渴。据统计，我国科技人才资源总量已超过4200万人，居全球第一，但高端科技人才全国仅1万人，能进入国际前沿的世界级大师更是凤毛麟角。

　　在钱学森“中国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追问之下，以培养卓越人才为旗帜的超常教育为何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呢？是公平阻碍了超常教育的发展吗？公平真的是站在培养卓越的对立面吗？这的确需要讨论。近日举行的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暨两岸三地中学英才教育研讨会上，与会者立体的、多方位的探讨，让我们看到了超常教育发展之机。

　超常教育的自身缺陷

　　“造成超常教育萎缩的原因很多，除了教育体制、政策等客观原因外，其自身缺陷也需要反思。如：教育理论笼统简单，教育对象基数太小，至今没有可以推广的鉴别量表，操作困难，长期限于实验班的小作坊，由于成才人数不能满足国家对英才的需求，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贺淑曼坦言。

　　超常教育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何在少儿中鉴别、遴选出那些资质超常的人才，虽然世界各地对此各有各的高招，在我国，北京八中与中科院合作进行的鉴别也形成了一套系统。但贺淑曼认为，从整体来看，鉴别仍是超常教育面临的最大困惑，“超常儿童的选拔，至今无公认的量表。虽有一些量表，因测试人员极缺，收费较高，普遍推广有困难。”

　　“另外，鉴别还面临着超前教育、应试教育的困扰，家长对孩子进行超前培育，造成生源质量问题，这也是11所大学停办少年班的重要原因之一。”贺淑曼说，在香港，这一问题同样存在。香港资优教育学院院长汤敏思说：“一些家长硬干，让孩子超前学习，于是出现了虽能通过测试但在后期学习中未达理想的学生。”

　　另一方面，“超常教育人员编制、经费投入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保障不力。”北京八中校长王俊成如是说。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江苏天一中学校长沈茂德也说：“超常教育需要政策性保障，支持超常教育必须进行系统化的课程研究，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课程研究中心。”

“非智力因素才是成才的关键”

　　长期以来，与超常教育相伴的另一个讨论，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中许多人，在求学期间，他们天资并未表现得很突出，后来也并非通过超常教育而成功。

　　“现实揭示，一般人眼中的‘差生’和‘普通人’也可以成才。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卢瑟福，从小是放牛娃；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曾因成绩差而没拿上中学毕业证；特别是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在日本既非教授，亦非硕士、博士，仅是日本一个中小企业的普通工程师，学术界对他一无所知。大科学家牛顿、爱迪生等从小愚笨，成绩较差。我国著名的大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等都曾是差生。”贺淑曼说。

　　“非智力因素才是成才的关键。”与会者以长期的教育教学经验，得出了这一结论。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中学物理教师史社永发现：“那些具有超常动力的学生更有可能成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具有高远的志向、远大的目标、坚强的毅力、感恩的心。”中国人才研究会副秘书长刘嵬说：“智商再高，如果意志品质不够好，也无法应对今后激烈的竞争。”

　　“既然成就卓越不一定在于智力，费心费力地选拔智力超常学生的超常教育意义何在呢？”这是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