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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王世福教授与魏宗财副教授主持，广州市社科联郭德焱副主席，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李石勇处长代表主办方致辞。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叶玉瑶研究员，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江海燕教授，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乡规划系副主任徐苗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刘于琪副教授作了主题演讲，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赵渺希教授、刘玉亭教授，广州市规划院策划所陈戈副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黄幸副教授作为点评与讨论嘉宾参与了本次研讨。
领导致辞——李石勇处长
会议背景：
广州地处珠三角的中部，九脉汇聚、三江汇流，拥有北部依山、中部沿江、南部滨海的山水城市格局，形成“山、水、城、田、海”的自然与城市格局。云山珠水作为广州城市天然的生态底色，是广州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建设更高品质的美丽城市的重要基础。当前，广州正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可持续发展城市降温试点工作，在全国率先加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地方资源陈述倡议，向全球分享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经验。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广州的绿色发展理念，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
此背景下，广州如何充分精准把握绿色空间保护与活力提升、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现生态、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的全要素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广州的重要发展议题。本次活动是“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系列活动，特邀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围绕国内城市在绿色发展与空间活力提升方面的优秀实践、美丽国土空间格局、公共政策与规划策略举办主题学术报告，并邀请国内相关专业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圆桌讨论，为广州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提供智力支持。
会议合影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创新与广东实践》
叶玉瑶(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叶玉瑶副所长首先介绍了国际生态修复的定义、对象和措施，强调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与自然资源部两个“统一行使”职责中的生态保护修复相对应。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以国土空间之上承载的生态系统和人地关系为对象，涉及山、水、林、田、湖、草、海等多种复杂要素，其本质在于修复人地冲突、强化人地协同，重建和谐健康的人地关系。
叶玉瑶副所长详细介绍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新要求。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落实生态文明科学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六项原则”贯彻落实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理念和整个规划的推进过程。
二是要有国际视野，对标国际最强最优的生态保护修复前沿理念。借鉴国际生态修复理念和纽约湾区规划，学习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面向生物多样性丧失、海平面上升、异常降水和极端气候等风险的韧性管理措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不仅仅要解决当下的生态系统，更要着眼未来，要有前瞻性的战略性的谋划。
三是衔接上位规划，传导国家“双重”规划布局与工程。国家发改委和战略咨询部联合发布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专项规划》是统领全国的上位规划，其形成了三区四带的生态屏障体系和“1+N”的规划体系。其中，南方丘陵山地带和海洋带是与广东息息相关的两大重要生态系统，细分为五大生态修复重点工程。南方丘陵山地带强调南宁的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矿山经脉修复，海洋带则划分粤港澳大湾区、海西、北部湾三个单元，分别强调生产性保护、重点海湾和河口的保护、典型滨海湿地的生态保护。
四是突显特色，拿出广东方案。岭南的生态系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内向、相对封闭的完整系统，我们要彰显岭南生态系统的特色，留住南粤乡愁，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发展战略，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在生态文明方面，广东担当着全国“两个窗口”的作用，需要强化广东在全国的生态地位。怎么去挖掘广东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独特生态价值，是规划要创新的方向。
叶玉瑶副所长从工作组织、分析研判、规划内容三方面介绍广东的新实践。
在工作组织方面，成立了以厅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组建多学科跨界融合的技术团队，强调规律性与机制性专题研究支撑。
在分析研判方面，总结归纳广东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五点独特的价值：一是全球同纬度地区的独特生态系统;二是全球代表性的地带性植被;三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四是国际重要鸟区和全球候鸟栖息的中转站;五是具有全球影响的湾区城市群生态系统;六是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粤港澳大湾区是人口规模最大，水域面积比例最高的城市群，人水和谐是湾区的最大特色。同时，广东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广东见绿但不见林，水源涵养区和自然保护地的森林质量不高，石漠化、水土流失问题都很突出;二是重要湿地资源减少，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海洋生态系统退化;三是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四是流域水生态问题突出;五是城镇空间生态品质不高，韧性不足;六是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农业空间生态环境质量不高;七是生态保护修复系统性不足，保护补偿机制尚不健全。
在规划内容方面，形成总体分析评价-制定目标-谋划格局-部署任务-布局工程-配套机制的总体思路。其具备三个规划特点：一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二是强调生态价值转化与高质量发展支撑，三是形成“重大格局—分区布局—重点单元—廊道网络—重大工程”的布局思路。在目标方面，形成“四个层次二个类别”生态保护修复目标指标体系，四个层次中首先强调生态安全基础和生态系统健康，在这基础上兼顾景观风貌，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终极目标。在布局思路上，从生态安全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两个格局出发，聚焦三大空间，形成38个重点单元，构建5条省级、25条区域级生态廊道，形成生态保护修复1张网。同时，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五大任务，涉及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支撑“一核一带一区”高质量发展。在重大工程方面，形成“格局尺度重大工程、单元尺度重点项目、场地尺度工程措施”的工程布局思路。
最后，叶玉瑶副所长表示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生态的努力和生态建设，能够共同地去描绘，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广东的美好画境。
《广州城市空间虚实活力特征与多尺度提升实践》
江海燕(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副院长 教授)
江海燕教授首先提出，在存量发展和气候变化双约束背景下，绿色高质量发展导向的城市空间活力提升是国内外各大城市建设规划的一个重点方向。
随后，江海燕教授介绍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城市活力研究的三个新趋势。第一，新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线上虚拟空间，而线上-线下交互影响将会深刻改变城市活力的格局和构建方式。第二，新的“空间-人群-行为”作用逻辑，新技术建构了数字技术场所营造的规则及虚实社交机制，“趣圈”社交将推动扁平化、离散化和非层级化活力空间结构的形成。第三，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城市活力测度提供了新途径，大小数据结合的研究方法为精准导向的城市设计和城市空间优化建立了新的逻辑支撑和科学依据。
通过采集表征实体活力的POI点数据和表征虚拟活力的网红打卡点数据，总结出广州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的特征。首先，广州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总体上表现出类似的特征，中心城区的越秀、海珠、天河、荔湾四区具有较高的实体活力和虚拟活力;外围区域的从化、增城、花都、南沙四区整体城市活力较低;位于中心城区和外围地区之间的番禺、白云、黄埔三区的城市整体活力则介于二者之间。其次，广州城市活力总体上呈现空间正相关关系，高活力区存在空间聚集现象，且城市实体活力空间的聚集程度远高于城市虚拟活力空间。
江海燕教授依据抖音打卡对活力空间格局的影响，将城市活力空间分为三类：传统活力衰退空间、传统活力增强空间以及新型网红空间。研究发现，传统活力增强空间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其毗邻区域，并且在外围地区呈现多中心集聚特征;传统活力衰退空间主要位于中心城区边缘及外围地区，其中以传统商业设施的空间活力衰退最为显著;新型网红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因其受区位影响较小，这类空间总体上呈“散点式”“离散型”的分布特征。综合来看，广州的总体活力空间呈现“一核四轴多心”的结构。
此外，抖音打卡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存在差异化影响。移动短视频能有效促进新型网红景点的产生，提升休闲娱乐类空间和运动健身类空间的活力，但对美食类空间未产生明显影响，而商业购物空间则在移动短视频时代整体衰落和部分分化。 综上，得到三点结论，第一，城市的虚实活力在空间的总体格局上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即由中心城区向外围活力递减的圈层结构，说明实体空间依然是支撑虚拟空间运行的基础。第二，传统活力增强的空间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而新型网红空间则较为分散。第三，移动短视频对不同类型空间的活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这些研究结论对我们提升城市的活力有三方面的启示。首先，无论移动短视频如何发展，人的活动总是离不开实体物质空间的支撑，线上的打卡量最终还是要依托线下的实体空间来承接，因此，应重视实体空间，着力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其次，对于设施密度较低的外围地区而言，提高城市活力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打造新型网红空间，二是以点带面重点打造特色功能区，提升城市活力集聚水平。最后，不同的空间类型应根据各自的特点，充分利用短视频的引流作用，提供特色化、个性化和复合化的服务场景。 结合以上研究和广州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背景，江海燕教授提出了四个自然资源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实现路径。第一，“运动+科技”的EOD模式，即是耦合城市发展与休闲运动的生态建设模式;第二，结合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发展“生态+知识”的价值转化模式;第三，“生态+农业”的价值转化模式，建设农业公园和田园综合体;第四，“生态+文体”的价值转化模式，打造主题园区和文化综合体。
最后，江海燕教授介绍了两个不同尺度的城市活力提升实践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区域尺度的广州翠环。通过虚实空间和线上满意度的分析，识别出在这一个环内存在6处供需不匹配的区域，市民对景点的满意度也有待提升。基于此，策划出8条不同主题的翡翠游径，并构建8处翠环纽扣。以位于番禺的翠环紫坭岛-市桥水道段翡翠纽扣为例，为其策划了全域全天候的游憩活动、结合水道特色发展水上运动产业集群，并从生态强基、民生提质和服务增值三个方面设计实施项目。 第二个案例是组团尺度的广钢公园生态设计。在生态层面，把它定位为城央的生物友好社区，坚持生态廊道的功能定位，以提升生物多样性为导向，构建目标物种的诗意栖息环境，最终形成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在设计策略方面，首先构建一条3-200米宽的连续生态廊道;其次，根据不同目标物种的生活习性来规划它的吃住行娱体系。此外，我们将社区空间分为生物生活区、睦邻友好区和人类活动区，营造适宜目标物种的生境，并建造生物友好设施。最后，通过场景营造来构建充满乐趣的自然的研学体系。
《健康公平视角下的重庆市主城区社区体育公园营建实践》
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乡规划系副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苗教授首先就西方城市社区绿色康体空间的发展进行了概述，并以哥本哈根、波士顿为例，说明在西方城市较少单独设置社区体育公园，而多与绿色开放空间来进行整合性建设。接着就我国城市社区绿色康体空间发展进行阐释：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是相当部分社区户外康体空间的建设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在住房市场化政策的推动下,商品房社区康体空间迅速发展,但同时也涌现出一些问题;在新常态背景，城市双修、生态修复等热点推出，社区公园等绿色康体空间将成为重点之一。珠海、重庆等城市较早地就社区体育公园进行了大量实践工作，2020年全国也发布了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指南，进一步推进社区绿色康体空间的发展。
徐苗教授探讨了健康城市视角下促进健康的三个维度，即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与健康公平，最后聚焦在健康公平性上，提出在我国绿色空间提质提量的建设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价值和社会公平的关注度。
在健康公平性的既有研究中，建成环境科学与地理科学主要针对医疗设施、体育设施、绿地空间等明显提高健康绩效的公共康体资源进行公平性研究，整体经历了地域均等、空间公平以、社会公平三个阶段，来探讨空间私有化、区域分配格局与社群分化三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你是谁”和“你在哪”同等重要，因此社区体育公园的空间公平性，将直接影响到健康公平性。
徐苗教授在上述背景下，提出了影响社区体育公园健康公平性的三个关键城市设计指标，即空间可达、场地共享与配置标准。在此框架下，对重庆市古城区体育公园的建设进行了评估。评估发现，大部分体育公园利用边角围绕进行建设，面积0.5到3公顷不等，规模、地形差异较大;在区位上，各类不同收入阶层社区均有分布，但功能都相对单一，且基本都由政府进行资金运营。在这个过程中，总结了存量更新时期山地城市建设社区体育公园的三个挑战：一是地方财政与用地供应约束，如何激活社会与市场资本，灵活利用零星的城市用地;二是规模约束，规模较大的绿体空间带来的生态绅士化问题，与社区“微场所”综合服务能力不足间的矛盾;三是地形约束，主要针对重庆此类山地城市受到高差与山水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
徐苗教授就评估健康公平的三个关键要素依次进行了说明。第一，在空间可达性方面，体育公园应关注原始地理条件如地形坡地、滨水等影响，植被等景观设计可能会对可达性的感知造成干扰。除自然场地外，在城市外部环境的交通设计中，老旧社区的外部连接度更高，可达性相对较好;而大量商品房因建设了较多门禁社区，导致可达性降低，空间使用率不高。在边界设计上，一些体育公园围栏维护管理之便，采用围栏等内向措施，降低了场地的绿色渗透性与可达性;第二，在场地共享性方面，调查发现实际使用空间越充足，设施越多样，涵盖年龄阶段越足，场地的共享性和空闲活力越高。其次，场地中一些非正式空间的占用既提供了各种临时的服务，但同时又加深空间不稳定性，引起城市管理的冲突。最后，徐苗教授提出应提高线上线下双向支撑的空间交互能力，既加强了场地的安全监管，又可促进虚拟空间的设施互动;第三，在配置标准方面，应重视不同社区设施类型与数量的空间均好性，综合考虑社区内部与周边配置的条件，保障居民使用体育公园空间的公平性。
徐苗教授最后总结了5条山地城市社区体育公园的优化策略，提出应适当倾斜优质资源，积极开展健康影响评估，不断提升场地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户外的康体空间联系，进一步完善场地包容性设计，从而引导社区体育公园走向多元化与综合化。
《健康老龄化与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以香港为例》
刘于琪(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于琪副教授从城市社区环境与老年人健康的角度出发，分析城市空间活力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报告围绕健康老龄化与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主题，从6个方面展开，其中包含2个以香港为例的小研究。
刘于琪副教授首先对研究背景作了介绍。从世界范围看，自2010年起，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就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老龄化阶段，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中国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人口规模大、速度快的特征，中国社会承受着“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未康先老”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标准和规范;香港作为典型的亚洲城市，城市发展密度高，其老年人口比重大、增长速度快、受教育程度低，且贫困人口比重大，为推动老年友好社区建设，香港加入了WHO长者友善城市计划，推动长者友善城市建设。
刘于琪副教授进一步从老龄化的生态学理论、健康老龄化、居住地人居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居住地公共空间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等方面对国内外现有研究作了简要介绍。
接着，刘于琪教授以2个实证研究为例，进一步探讨了健康老龄化与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问题。
研究一主要关注香港这样高密度的人居环境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情况;2)居住地的人居环境特征与老年人心理状况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之间的关系;3)以及居住地的人居环境特征与老年人心理状况的关系是否会因地形坡度和个人身体功能的差异而不同。研究发现，200m缓冲区内绿地暴露和社区商业设施的供给数量与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初始水平呈负相关，500m缓冲区内的社区中心数量促进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减少;地形坡度和老年人身体功能的调节效应在500m缓冲区内更显著;绿植量在地形平缓的社区中有助于减缓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而在山地社区中则加剧了其抑郁症状;对于身体功能较弱的老年人，主动性休闲设施(如体育馆等)会加剧其抑郁症状。
研究二旨在探究居住地的公共空间特征对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及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采用了公共空间考察法，并将145个公共空间环境质量和空间活力的指标汇总到以受访者居住地为中心的200m缓冲区范围内。分析发现，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使用者的社交互动均与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呈正相关关系;公共空间休闲设施的种类越多、遮荫情况越好，使用者的社交互动越多，老年人的身体功能随时间推移而下降的速度则越缓慢;然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与公共空间的环境质量和活力没有明显关联。
刘于琪副教授最后从构建老龄友好的居住地人居环境和发挥居住地公共空间的正面作用两个方面作出总结。在构建老龄友好的人居环境时，首先需识别社区环境中的障碍;对于山地社区，应保障社区中心和休憩设施的供给;而对于地形平缓的社区，要保证绿地、商业设施和休憩设施的供给;对于身体功能弱的老年人则需要关注如凉亭等被动性休憩设施、公共空间的供给。另一方面，对于居住地的公共空间，可将其作为促进健康老龄化的规划干预工具，通过日常管理从而发挥其正面的干预作用。
《圆桌讨论对话环节》
主持人王世福教授首先基于之前的主旨报告进行了心得分享：女性学者的爱心或者说她们爱的边界比男性宽广。其中叶教授提到生态修复的重要性，绿色发展作为当下国家治理最紧迫的关键词被提出，是具备重要意义的。江教授的分享则是通过自身科研的积累，讲虚实线上与线下的研究具备前瞻性，而关于生物友好导向的广州翠环的提出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徐苗教授将尺度拉倒了社区，带来了如何在小尺度凸显活力的命题，刘于琪副教授则关注了老人的健康公平，这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物多样性等相关话题作出了更为广义的延展。
刘玉亭教授提出，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保护绿色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切实践行中国古代延续至今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发展观的行动。比起当前普遍的核心衡量变量“双碳目标”，常年可见的蓝天、白云和满眼可视的绿水、青山更为直接形象。而这些年，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成效，这种实践应该持续而为之。坚持在理念层面的生态文明发展观，需要切实推进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双碳目标”、“节能减排”为标杆，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为坚定的目标方向。
在城市空间活力方面，刘玉亭教授指出，城市规划关注空间活力，尤其重视公共空间活力的提升。空间是活力的载体，人是活力之源，功能或活动是活力的具体呈现。城市空间的活力源于身处其中的人以及人们的活动。多元属性的人群，多样化的活动，多样化的公共空间，才是大城市的真实活力体现。城市空间活力多聚焦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讨论，如点状街头绿地、小广场，线性空间的街道、滨水，面状空间的公园等。最后，刘玉亭教授强调，理念和行动极为重要，政策与制度的创新更为迫切，如何促进社会维度的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力量的切实参与，是城市绿色发展、城市空间活力提升的重要发力点。
陈戈副所长从规划实践者的视角叙述了三点看法。一个是政府的角色问题，在公共空间活力营造方面，政府要扮演更多的一个统筹的角色。因为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公共产品，绿色发展是整个社会生存的一个基石。实施过程中跨部门的管理，不同实施标准的统筹是需要关注的。二是政策上的激励机制问题，政府统筹完后，实施的层面需要调动整个市场和社会来支撑建设。打造一个绿色发展的空间需要结合激励机制，来鼓励社会上的相关企业等共同参与。三是市民参与的问题，规划设计要跟实际使用者的需求结合起来，让市民参与到整个城市的建设当中，未来的绿色发展才能够更好地实现。
赵渺希教授针对绿色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生态是有价值的，就是在生态中投入的成本。并以不同国家当前的物价和生活水平等经济现状为引，指出如果只是做碧道、绿道中的休闲设施，其经济效益是比较低的，而由于社会的极差性这种效益很难衡量。珠三角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践印证出，生态建设至少会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对生产或者国民经济会有一定带动作用。国外一些环境经济学的学者对于这种公共基础投入的经济效益是持肯定态度的，譬如通过数据计算来衡量。回头来讲城市建设，我们的绿色发展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程度，值得大家继续思考。
黄幸副教授对四位专家的分享进行了总结，指出主要关键词围绕绿色、生态、活力和健康，尺度涉及区域、城市、社区和人。但无论在任何尺度或空间，人始终是整体框架的核心。人类在城市建设中不断去试探自然的红线，自然同时也对人类进行反馈，结果可能是后悔莫及、也可能是及时补救、亦或是亡羊补牢。正是在这种不断试探的过程中，回归并映射到社会、空间、活力。同时，黄幸副教授也针对弱势群体如老人能否作为城市活力的主体进行了探讨，过去为社会作出贡献、而现在可能是社会负担的老年群体，是否又代表了一种新的活力以及这种活力怎样对待，这是国外发达国家也在面临的问题，值得大家思考。最后黄幸副教授提出，人和自然、人与社会、空间与活力之间处于一个不断探寻作用力的最佳平衡点的过程，在努力地去接近这个平衡点，但就像数学中的极限一样，我们在不断探索、修复和博弈的过程中，慢慢地趋于这个平衡。
魏宗财副教授认为，广州正在推进的强化全周期管理，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目标就是优化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空间活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三个环节最大的公约数是数据信息的共享，需要市政府统筹协调不同职能部门，推动数据使用和管理平台的优化。依托大数据与智慧城市的建设，技术赋能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程度正逐步深化，城市大脑等的建设正助推城市的决策，但需要重视技术治理模式可能提高了城市运营的效率，但会忽视社会空间的差异，及不同类型人群需求的差异。即公众需要的是智慧的城市规划，而非智慧城市的规划，故强化制度支撑非常关键。需要对既有的规划委员会制度、地区总师制度、社区规划师政策等进行反思和整合，进一步推行制度创新去将全周期管理落到实处，切实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为建设“美丽广州 活力之城”提供制度保障。
王世福教授邀请现场听众向各位讨论嘉宾提问。
关于研究消费空间的虚拟空间以抖音平台为主，如何消除用户群体集中在年轻人的单一因素，以及虚拟平台背后的商家营销的热度会影响真是活力的测度的问题，江教授补充提出，为了解决缺陷和误差，研究会用大数据与小数据(如问卷与访谈)的结合。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水环境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规划过程中如何提升城水活力的问题，叶教授认为要促进大湾区水环境的提升尤其需要关注水生态，不仅是针对污染物排放，还需关注洄游通道、生物栖息地、水网连通性，以及人水空间的塑造。而面对进一步关于是否恢复水面率以及去直回弯的问题，叶教授认为不能单纯追求水面率的问题，而应该在实践中更有效的发挥水功能的作用，可以考虑运用自然岸线的毛利率或者岸线率恢复等指标来促进滨水岸线的有效增加。去直回弯不需要刻意为之，而要追求的是人和水空间的配置、岸边带的生态化处理等水生态工作。陈戈副所长则认为，要从总体管控与局部实施结合带头跟进促成整个珠江滨水空间区域的发展。由于珠江是涉及到多部门管控，因而需要共建共治共享，提高水面率广州一直在路上，而去直回弯则仍有一定的难度。
最后，王世福教授邀请各位讨论嘉宾发表对广州绿色空间发展与空间活力提升的总结与期待。魏宗财副教授提出对于空间活力的提升需要技术赋能，运用智慧技术推动城市高效治理，还要有制度创新作为保障。徐苗教授展望未来，提出当城市绿色空间的品质、数量、质量都能达到一定水平，如今现存的许多城市环境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刘玉亭教授则强调制度和政策创新的重要性。黄幸副教授提醒，要充分认识怎样去达到人和生态自然的平衡，以及怎样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活力。江海燕教授则强调需要客观地去看待生物多样性跟人之间的关系。陈戈副所长提出，人民城市为人民，绿色城市全民建。刘于琪副教授认为，城市规划作为一个工具，让我们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发挥出我们的活力，自然而然幸福感获得感就会提高。最后王世福教授总结提出，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动物植物友好的优美设计也是城市建设的目标。本次会议将人与空间的关系真正拉回到绿色这个主题背后的多主体，这包括生境与动植物问题，特别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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