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时代之需与政策之变，取消k9业务是当下所有教培机构的必然选择。然而在行业的“必然”之下，是教培老师们被潮水推向另一个人生——他们有的在政策出台后面临中年转型的困境，有的在这个行业短暂驻足后早早离去，有的以另外的姿态拥抱教书育人的意义。然而，曾经的教培老师这份工作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否真的能以轻松的姿态向过去与这个行业相关的一切告别?带着这样的好奇，我找到了三位曾经或仍在某教培机构(下称A机构)任职的老师——M老师、L老师和V老师，请她们谈各自从事教培行业的经历。

　　对于我采访的三位老师而言，教培老师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关于“当时为何选择进入教培行业”这个问题，她们给出了几乎一致的答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应聘，而在薪酬高、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地工作性质吸引下留在了这个行业。“在我拿到它的offer之前，我从没有想过要去当一个老师，所以这是一个让人很意外的结果。”M老师如是形容自己当年的选择。

　　时过境迁，三位老师中现在仅有M老师仍留在教培机构工作，她在A机构的k9业务取消后从初中部来到了高中部。而另外的L老师与V老师，均在工作三年左右后离开了A机构。她们离开的原因有相似之处，即在A机构任职所面临的职业天花板问题。“当时A机构年轻管理者的数量众多，而我当时已经在短时间内冲到一个天花板了，所以就不是特别能够接受自己未来可能长时间都待在这样的一个水准上，不论是职位还是收入水平上。”V老师说。

　　而她为此作出的改变是进入另一家教培机构，以进一步探求自己更高的能力天花板。她这样解释在A机构和在其他中小型机构任职的不同，“A机构当时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各方面都会比其他机构更加规范。但是不好的一点就在于它会把你驯化到你对应的这个岗位上，不太能够让你的各个方面都得以发展。在其他的教培机构的话，因为这个机构它的成长期还比较短、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混乱度高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你在这种高的混乱度之下，只要自己的能力足够，其实是可以尝试很多方面的(工作)，也可以打磨自己不同方面的能力。然后在接触新事物上，在中小型机构也会比在A机构这种规范的大公司要多很多的机会。”

　　对比之下，L老师的选择是离开教培机构。除职位与薪酬的天花板问题外，她还尤其提到了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发现A机构的经营与教学模式与自己的教育理念有所违背。一方面，她看见许多曾经的同事因为不愿给部分不愿意续报的家长打电话进行劝说而被迫离职，这让她感到不可理喻，“这个很不符合它(A机构)所谓做教育的这样一个理念，它只是想赚钱。”另一方面，A机构对老师的疯狂排课也加剧了她的不满，“可能我自己的知名度高了之后，它(A机构)就给我开了一些竞赛班，其实开竞赛班本身我无所谓，但是他这样就不止要求我周五六日上课，周二周三周四也给我开班、那就开了十个班，那其实我是没有时间学习、也没有自己的生活的，所以我就感觉到公司并没有珍惜你，也没有希望你在这里长远发展，只是把你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她还提到了A机构对所有老师规定了统一的教学模式，“在备课的时候，它(A机构)会告诉你这道题应该怎么讲，那你直接复制它就可以了。但是我实际上不是这样想的，我上课的时候一般都会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它，不需要用和我一样的方法。但是A机构就比较倾向于让孩子用同一种方法解决特定的问题。”所以在辞职以后，L老师一边继续求学一边办了自己的工作室，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教学，现在则在香港的一所学校里当老师。

　　诚如《每日人物》所言，“他们的青春曾在这里……有人泪流满面，有人沉默不语，有人无动于衷。”这次采访的3位老师中，不同人对“教培老师”这份工作的不同理解，也在她们有关“在从事教培工作的最大收获”的感想中得以诠释。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我有一批很好的学生吧。”L老师说，“我从我的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一定要有想法啦，对自己负责啦，学会欣赏别人啦……而且我觉得如果自己不够优秀的话，我是没有资格去做大家的老师，那所以我也要去持续学习。反正现在能够跟以前的学生一直保持联系，而且看到大家都那么优秀，那真的是很高兴。

　　M老师则和我详细地描述了她在成为一名老师后的心态转变，她形容自己曾是个急性子的人，但在成为教培老师后却变得心态平和许多。“有些时候我和学生的沟通出现问题、我想不明白的时候，我就会去看看心理学相关的(书籍)。所以在三观的成长这方面，我感觉自己还是有蛮大的进步。”M老师也和我分享了从教十年来，令她印象深刻的学生，“后来我了解的心理学的书籍比较多，还帮到了一个抑郁症的孩子。这个孩子很厉害、思维非常快，我讲什么他很快就能够领悟。他刚开始没跟我说他得了抑郁症，但是我有感觉到他有点缺乏自信，所以我也经常抓住机会去表扬他。最后在他中考前的那个寒假，他主动跟我说了他的情况，那个时候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好像把我当作一根救命救命稻草一样，他说只有我在相信他，其他人都不相信。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压力好大，但我还是慢慢跟他去沟通，最后他的病情应该还是缓解了一些，中考也考得不错。我感觉让自己这种有限的力量能够去帮助别人，真的是很开心、也挺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如果说前两者的收获是以“老师”这一特定的身份出发，“A机构”这一中间体并没有体现出它与其他任何学校的明显不同，那么V老师则是在把A机构作为公司的情况下不断磨练着自己在职场中的能力。“最大的收获，一是构建自己的自我评价体系，二是要有超强的执行力，第三是要进行反思和复盘，”她概括道，“在这个行业中，不断地给自己的能力添砖加瓦，也不断地增加对这个行业的认识，这是让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我喜欢这种积极向上、不断收获的状态。”

　　而在采访最后，我问了一个并不十分合格的问题——“如果能重来，你还会进入A机构工作吗?”作为采访，这个问题少了些严谨与客观，多了些感性与浪漫。但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回望往往凝聚着人们对自己过往人生的独特态度，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被珍视。

　　M老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当然会，我觉得我的体验还是挺好的。我在从业的这些年做了许多尝试，应该说它(作为A机构老师)保持了我持续学习的能力。而且天天跟十几岁的小朋友打交道，心态也很年轻。如果不是专门去看一看、回首一下这些教学生涯，都不会意识到已经十年过去了。我也挺开心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行业，看着它慢慢地发展壮大、历经各种波折，一步步走到今天。”

　　而L老师则结合她最终的职业选择作出了与前者相反地回答，“如果我在以前就知道自己未来还会做老师，那我可能会选择直接读研或者到学校里做老师。因为在A机构工作期间我的工作压力比较大，也对自己的身体也造成了一定伤害。所以我觉得自己是走了很多弯路才走到今天这个选择，如果说以前知道自己今天会走到这一步的话，那应该是会跳过中间这些曲折，直接走到今天这一步吧。”

　　但对于这个二元的问题，V老师出乎意料地给出了第三种答案。“我觉得我是很少去做这种假设的人。我是始终会只注目于当下，对未来有了清晰的目标，然后考虑我要当下怎么去做才能促使我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这个问题我应该是不会去考虑的。”

　　即使如V老师这般事业心极强也始终对未来很有规划的人，好像也在探求如何与自己的内心达成某种和解，“其实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是一个随时都敢选择走出舒适区的人。后来一直到今年遭遇这个行业的一个滑铁卢之后，我才发现我并不是自己所认为的，真的在大家眼里就是一个非常能够折腾和爱走出舒适区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我在职业中进行怎样的波折和跳动，都是在这个行业内，也就是在熟悉的领域，那其实它已经不算是跳出舒适区了，有可能只是一次一次地转折和折腾而已。所以一直到今年这个行业消亡，我才真正意识到走出舒适区。”

　　如今，老师们仍然走在独属于自己的路上。M老师在A机构高中部继续当老师，L老师在香港定居，V老师即将离开自己工作了七年多的教培行业，正在修养身体、为了再次出发而做准备。曾作为教培老师的她们，无疑都是时代的直面者。然而当放下外界宏观而复杂的因素，聚焦于亲历其中的每个个体，我感受到了她们身上有着当代青年共有的宝贵品质——作为老师对于“教书育人”本身的热爱、作为社会一员对于在工作中发光发热的真诚，以及作为平凡的个体，在人生中感受自我、迎向未知的旺盛生命感。

　　在变动中，看见每个人的抉择和勇气，也许是另外一种记录的意义。

　　作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彭芊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