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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我国听证制度说开去”为副标题，自拟主标题，写一篇1000-1200字的文章(40分)。

可承受未必可接受——从我国听证制度说开去

　　现今，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听证制度已日益成为当今我国立法程序和行政程序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价格领域。在1998年，我国《价格法》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我国价格决策过程，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定价、政府定价时，应举行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的听证会，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从这几年价格听证制度的具体实施来看，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价格听证都是关于涨价的，而涨价的理由也几乎都千篇一律，最核心的、似乎是无可反驳的一条就是“价格的升幅在人民群众收入的可承受范围”。但我们不禁要问：“价格的升幅在可承受范围就一定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吗？”“老百姓可以承受这个价格就代表可以接受这个价格吗？”答案当然是，未必。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听证制度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因为在所有的价格调整里，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不能说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多了，就要多赚一点。如果老百姓收入的增长，是要带动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是带动物价的上涨。因此，笔者认为价格的调整不应与经济直接挂钩，而应重拾“价值规律”的精神和原则，对价格与价值不相符合的产品或服务，就要对其价格进行调整。

　　说到这里，就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听证的目的是为了作出合理的价格调整。而价格调整就有调高和调低两种可能。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几乎没有降价的听证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其市场经济如何得完善，都必定存在某些商品价格不符合价值的情况，价格过高或过低都有可能。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许多方面，尤其是价格形成机制上还存在着不足，这也是价格听证制度需要存在的重要原因。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国家不可能只存在价格低于价值的情形，是必然存在价格低于价值的情形。如果价格听证制度只听证涨价而不听证降价，那么就等于价格听证制度只发挥了其一半的效用，这与我国引进该制度初衷是违背的。

　　回顾听证制度的发展历程，诚然，如能源价格升高带来的煤气价格听证、出租车价格听证，其最后获得涨价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值得支持。但我们也要看到，如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导致的高通信费、高电价是否也应该在听证制度的范围内呢？听证的结果除了让老百姓多掏钱外，能否出现让老百姓少掏钱的情况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关键是谁来捅破这张窗户纸呢？

　　让政府来要求降价吗？这似乎是可以实施的一个对策，但我们不可以忘记，政府主要作用是要调整市场，而不是控制市场。在听证制度中，政府是“裁判员”，但如果让政府在作为“裁判员”的同时，再要充当“运动员”的角色去主动要求降价，是不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平的。

　　那么让老百姓自己去吗？似乎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作为利益关系人，老百姓应该自己站出来，因为降价后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老百姓可是一个很大群体，谁来向听证会提出降价的要求呢？所有的老百姓都可能去听证会吗？当然不能。那么这就需要在老百姓这个群体中找到一些代表去参加听证会。那么谁最能代表老百姓去提出降价的要求并参加听证会呢？答案是确定的，有一类人是最能代表老百姓，那就是我国的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无论从民意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由人大代表来代表群众提出降价要求是最合适的。而一旦降价的听证会能够与涨价的听证会一样被广泛地接受，听证制度才能完全发挥其效用，成为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金钥匙”，使价格的调整更趋合理，让“可承受”的价格变动真正成为“可接受”的价格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