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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云南省师宗县私庄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搜救工作进入第四天，截至13日9时30分，遇难人数已经增至34名，其中33人的身份得到确认，有25名被家属认领。目前仍有9名矿工被困井下，下落不明。13日，师宗矿难现场新闻中心通报称，私庄煤矿副矿长戚谷明在审讯中承认，矿难发生后他用煤灰抹黑脸部之后假装在矿难中逃生，伪造了自己曾下井的事实。

　　11日，多名目击者和当班矿工透露，事发当天，私庄煤矿值班领导并未带班下井。事发后，矿领导戚谷明匆忙下井，并伪装井下逃生的假象。

　　按国家安监总局2010年11月15日施行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规定，矿山企业是落实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责任主体，必须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1名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规定所称的矿山企业领导，是指矿山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领导班子成员和副总工程师。规定表示，如果没有领导带班下井，从业人员有权拒绝下井作业。此次规定把“领导带班下井”制度从过去的煤矿企业扩大到所有的矿山企业。

　　11日，多名死者亲属、周围群众及当班矿工透露，事发当晚，戚谷明并未按规定带班下井。而且，大班长岳友山也未下井工作。 死者尹家增的妻子李小丽和当班矿工孙书（化名）说，事发时戚谷明在矿上睡觉。事发后，戚谷明并未及时救人，而是从煤矿小斜井进入矿井中，再从小斜井跑出，伪装带班下井后逃生的假象。

　　13日，曲靖市政府秘书长、私庄煤矿“11·10”矿难新闻发言人李建军说：“有关‘事发后，矿领导戚谷明才匆忙下井，并伪装井下逃生假象’的情况，公安机关现已查明，私庄煤矿副矿长戚谷明事发当天确实没有下井，而是把脸抹黑，伪造下井假象，事故发生后向救援指挥部说了假话，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

　　目前，戚谷明因涉嫌作伪证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提问角度

　　如何看待这一行为？

　　京佳解析

　　2010年7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煤矿、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对没有领导带班下井或该带班而未带班的，按擅离职守处理，同时给予罚款。这一政策的出台，从保障矿工本身的安全层面说，的确迈出了值得称道的一步。不过，一项政策的成功不仅仅倚赖出台，还需要执行、监督、反馈和再修正等诸多阶段。当值领导带班下井的政策到底执行如何，目前并无一份确定的数据给出，但是至少此次师宗矿难爆出的丑闻告诉我们，各地的煤矿在应对国家的这一政策时，必定摸索出了不少应对之举。在这一事故中，除了带班的安全副矿长齐谷明在事发时伪装下井之外，在应付上级煤炭管理机构的突击检查时，当地矿场也安排了观察员这样的人员以提前通报情况。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井下的矿工便会被要求升井，前往检查的监管人员往往只有被隐瞒的份儿。

　　在中国的基层社会，类似的“猫捉耗子”的游戏并不鲜见，常常是上有政策，下则必有对策。因此，带班领导必须下井的政策本意虽好，但在执行层面却也无法绕过这一基本困境，最终落得一纸空文的地步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当然，我们的目的在于确保此一政策的有效落实，到底应该如何补救。我们认为，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机构在微观的技术上转换监督手法、提升监督能力外，更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的存在，即提升矿工群体的监督能力。要确保自下而上矿工群体的监督力量的壮大，前提还在于处于分散状态的矿工必须拥有其利益的代言人。在煤矿的开采问题上，注定要进行激烈的博弈，国家、企业、矿工都应该在利益和风险的分配中占据各自的话语权。而就目前而言，国家自不用说，国有企业或者私人矿主也有强大的利益表达能力，只有分散、凌乱、流动性强的矿工在这一盘博弈中处于缺位状态。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缺位，直接的后果便是领导可以伪装下井，而矿工却要伪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