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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衔接】

　　曾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不是在开证明，就是走在开证明的路上。”很多奇葩证明成了谈资和笑话：江西一名14岁女孩户籍登记时性别错填成男，更改时被要求证明自己是女孩，最后在医生建议下以B超代替，显示女孩具备子宫等女性特征;57岁的张安在家负责带孙女，一天，张安忙着做饭时，孙女把茶几上的百元大钞撕成了“红纸片”。张安一点一点地将钱拼接起来，但还是缺了几块，去银行兑换残币时，银行非得让他去社区开个证明，证明这钱就是他孙女撕的。找到社区，工作人员说这根本就没法开，他们也没亲眼看见钱是不是孙女撕烂的。这些证明违反常识、于法无据，但是由于服务意识的缺失，权力意识的强悍，工作惰性的存在，怕承担责任的原因，就出现了各种奇葩证明。

　　【中公原因分析】

　　奇葩证明能够野蛮生长甚至大行其道，主要有五方面原因。

　　一是权力太任性。不少地方不少领域，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权力清单和程序规定，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公章意味着权力，权力意味着有寻租的可能，权力一旦变味，打官腔、甩冷脸、踢皮球就在所难免。

　　二是利益存勾兑。个别人员把权力当资源做等价交换，是培育奇葩证明、不必要审批的坚实土壤。正常申请办证层层卡壳，但塞点灰色收入很快就“特事特办”，这种行为大行其道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证明，到最后都得通过花钱找人解决，比如去派出所塞红包证明自己没犯过罪，其实是“用犯罪方法证明自己没犯罪”。

　　三是信息存壁垒。客观而言，政府各部门之间目前还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一个部门审批，需要多个部门的核实，一张证明的开具，需要多个部门轮回打游击。审批事项多、办事程序不科学，A部门说需要B部门的证明，而B部门说没有A部门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容易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循环。

　　四是问责制度不健全。须看到，在“反腐”、“反四风”大背景下，很多公务人员不再明目张胆地权力寻租，但还有给老百姓办事设置障碍的惯性。一些机关人员不敢再吃、拿、卡、要，就通过奇葩证明搞点“故意刁难”，在被人讨厌中寻得权力的快感。说到底，还是问责机制不够健全，有权必有责、失职被追责没有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