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语文学科本位，校准作文测评维度

　　——2018年高考作文命题得失谈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余党绪

　　每年的高考作文命题都会引发各种议论，而2018年的争议尤为惹眼。这固然与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高度发达相关，传播显然放大了各种意见及其分歧，但在我看来，2018年的高考命题呈现出的某些动向，的确应该引起有关各方的关注与思考。

使用时政材料无妨，关键在于合理设计

　　2018年的作文命题，集中表现出对国家、时代、使命、精神等宏大主题的关注，而在材料的筛选与组合上，时政化的倾向非常明显。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浮出水面：时政材料该不该进入作文命题？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事实上每年高考都有此类题目;而且，从学理的角度看，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命题本身无须设限，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市井琐事，任何领域的话题和材料都可进入高考命题。材料与话题的性质，并不能决定命题水准的高下;对材料及其组合的合理设计，才是判断其好坏的关键因素。

　　有人对时政材料进入高考忧心忡忡甚至反感，似乎一考时政材料，就背离了语文，弱化了语文的本体色彩。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从以往的经验看，用时政材料命题，写作往往成了时政语录口号、媒体社论、流行语汇的大展销大杂烩，而在宏大的叙事中，考生往往也丧失了自己的思考与判断。其实不难理解，时政材料涉及的都是一些刚性话题，命题与立意的站位往往很高，但在具体的问题或议题的设置上，往往难以措手，更难在材料中设置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时政材料入题的一个危险，就是大而化之。按照杜威《我们如何思维》关于“思维”的理论，没有真正的具体的问题，就不可能引发真正的思考，也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判断。从考生的角度看，面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像全国I卷、全国III卷、北京卷，比较“稳妥”的办法，必然是套用社论、语录和流行语汇，尽可能说一些大话、好话和好听的话。这无关考生的觉悟或者个性，这是高考这种特殊的写作场景所决定的。

　　尽管以时政入题的命题难度很大，但时政材料并不必然扼杀学生的思考与表达，关键还是要看对材料的选择与组合。设计好了，依然可发挥好的效应。像全国I卷，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考虑到全国卷的重要地位与众所周知的特殊意义，我觉得命题者的匠心还是值得理解和肯定的，他们在高考命题导向、社会需要与语文学科的检测之间，还是做了不错的平衡。

　　全国I卷梳理出来的一串与这代考生同步发生的“大事年表”，都是考生亲身经历过的或者将要经历的事件，他们注定是这些历史变迁的见证人和亲历者。相应地，这些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一代人的际遇与机缘、使命与挑战”。题目要求根据这些材料展开“联想和思考”，实际上就是希望考生能将个人的生命轨迹和人生路径，与新世纪的洪流、新时代的国家命运关联起来，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时代文化的关系，甚至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命运的静水流淌，总是折射着大时代的波涛汹涌，这个命题为考生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宏大而开阔的背景。同时，值得肯定的是，它的写作要求也还算具体，命题者想方设法提供了一些支架、抓手和参考，譬如在事件的选择上，还是尽可能罗列了一些与考生联系紧密的事件;再如要求给2035年的同龄人写一封信，这就是两代18岁的人之间的对话，是这一代人给另一代人的寄语，他们同样处在历史发展的关口，他们的命运与人生轨迹注定也会染上不同时代的色彩，这就给考生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模拟的读者对象，使得考生的写作不至于无的放矢。从理论上讲，这个题目既可以写出大时代的波澜，也能描画出个体的风采。

　　不过，这个初衷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是让人担忧。这些内容人人知道，但经历的人毕竟不多，体验过的更是少数，加上年龄所带来的认知局限，考生也谈不上有什么真切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说到底，仅仅知道而已。这些大事件的确构成了他们生活与成长的环境与背景，但这是一个很远很远的背景。虽然与每个人的生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毕竟还是太远，太少，太稀疏，远不能直接触发深究和探寻的欲望。

　　如果说全国I卷是成功的，那么，成功之处在于它尽可能地为考生的思考与表达铺路搭桥，而不在于它宏大的时政材料。很多人赞美全国I卷的恢宏与气魄，这是危险的，如果材料的恢宏与气魄就能成就一个好的作文命题，那么，作文命题倒成了易如反掌的事情。还有人说，时政材料的使用，体现了“大语文”的新观念，这样的理解显然也偏颇了。是不是“大语文”，与用不用时政材料有什么必然关系?谈论具体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逻辑。我想，谈论写作教学，总要恪守语文学科的本位立场吧？

　　如果说全国I卷借助大事年表的排列与“时光瓶”的寄语等方式，努力地缝合和弥补考生与时政材料之间的心理距离，终究还算是给了考生一个思考与表达的空间，那么，全国III卷与北京卷第一道作文题就显得空泛与抽象了。中国是个标语大国，标语往往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要真正理解特定时代的标语的内涵，殊非易事，它需要对历史与时代的透视与把握。1981年对于“千禧一代”已经太远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们真的懂得标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吗?而且，这三个标语之间，似乎也难以找到内在的关联。罗列几个不同时代的标语，就让学生敷衍成文，在设计上显然有随意之嫌。

　　还有北京卷“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这样的命题几乎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作文命题。它的问题在于：没有抓手，缺乏支架，缺乏明晰的思考与表达导向。它的主题和内容都是现成的，并不需要什么思考，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同时，语文学习与阅读经验也派不上用场，参与的空间极为有限。我想，这对于正在进行中的语文教改是不利的，“新课标”极力彰显思维培养的价值和真实表达的意义，国家语文统编教材主编温儒敏老师也反复强调说，新教材要治治不读书的毛病，总之，释放的都是要学生多读书、勤思考的信号。可惜，从写作命题看，这个导向体现得并不明显。

　　好的作文命题，应该能够唤起学生的生活记忆和知识积累，激发学生的表达热情与正常发挥。因此，命题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合乎考生身心发展状况的真切的问题或议题。大而空的命题，引发的必然是虚假的思考与虚假的判断，说的是别人的话，用的终究是别人的语言，写出来的文章也多是假大空。

脱离实际的“开放性”无意义

　　现在评价作文命题，“开放性”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或许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封闭太久，固化太深，“开放”受到了人们的恩宠。说到命题的开放性，我就想到了韩寒当年参加“新概念”写作大赛的轶事。据说，考官将一团揉皱的纸巾扔进一个水杯，让韩寒自由想象并写作。没想到，这莫名其妙的举动竟然成全了韩寒。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题目进入高考，情况会怎样?想必在韩寒奋笔疾书的时候，很多考生抓耳搔腮，无从下笔吧?高考不是竞赛，竞赛是淘汰性的，它选拔的是出类拔萃的写作人才，关注的就是那几个顶尖的人;而高考虽然也有比拼的性质，但它不是淘汰性的，而是激励性的，它面对的是每一个人，尽可能让每一个考生都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这样的考试才算是公平和公正的。

　　因此，高考作文命题需要精心的预设和合理的限定。什么样的预设最能激发学生的表达？有人认为限制条件越少，预设因素越简单，学生的思想就越开放，表达就越自由，写作质量就越高，韩寒的轶事就是一个证据。但多年的作文教学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命题的预设与学生的表达之间，并不是一种线性对应的简单关系。题目太宽泛，限制性因素少，考生反而无所适从，难以发挥，更不必说套题作文和抄袭作文可以借此而大行其道了。其实，道理也并不难理解。限制固然会束缚人的思想和手脚，但换个角度看，在特定时空和背景下，预设和限制却能提供思考的坐标与参考，甚至具体的框架和线索，考生的思考反而因此变得清晰、尖锐和深入，可谓以管窥天，见之则明;以锥插地，入之则深。合理的、恰当的预设与限制，使考生将自己的眼光与思想聚焦于特定的内容，或能写出新的广度与深度。

　　预设与限定也是考试本身的需要。既然是考试，那就该遵循考试的游戏规则。没有限定，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这与自由写作何异?这就像打球比赛，只有当我们打同样的球时，评判才是有意义的。倘若你打的是篮球，我打的是乒乓，看起来我们打的都是球，但如何才能甄别出打球的水平高低?像江苏卷与天津卷，就存在这个问题。像天津卷，写的都是“器”，但因角度自选，考生完全可以各取所需，那么，具体的内容可能相差万里：

　　生活中有不同的“器”。器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器能助人成事，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器”叫器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器”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

　　看起来题目仅罗列了器物、器具、器量、重器四个概念，但后面还有一个省略号，这里省去了多少个“器”？搜罗一下“器”的义项，可谓包罗万象，从有形的器物到无形的精神，从普通的玩意儿到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与项目……这样的作文看起来有命题，实际上与自由作文也差不多。

　　不开放，一写就死，这样的命题终于被我们抛弃了;但由此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味地追求开放，似乎不开放就会禁锢学生的思想与个性，这样的想法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但脱离实际的开放又有什么意义？毕竟是一场考试，毕竟是一场限定性的写作。

　　写作是一项综合能力，涉及因素很广，测评的维度也很多。从考生的卷面、书写到他的情感、态度、价值，都要一一检测，一个也不放过，看起来很周全，实际上测评的目标与功能反而模糊了。什么都想测，什么也测不出。写作能力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字迹好坏与写作能力是什么关系？道德情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写作能力？不校准测评的维度，测评就会失去信度。

　　长期以来，作文测评负载了许多自身负载不了的使命，比如我们曾长时间专注于政治、道德与情怀的测评，但似乎忘了，政治与道德的意义在于信念和践行，而不在于完美的表白与高调的独白。高谈阔论不仅无益于道德改善，还给了考生以作伪的可能与空间，反而背离了道德的初衷。我常常想，如果曹操再世，他在考场上会公开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吗？估计他絮絮叨叨的，依然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吧。想通过一篇文章来检测学生的政治与道德觉悟，检测他的感情是否健康，人格是否真诚，这是一件多么危险而荒唐的事情。

　　近几年，高考写作越来越聚焦“思维”与“表达”的测评，这说明高考写作正在摆脱非教育、非语文、非作文、非考试等因素的干扰，开始真正扮演自己的角色。从2015年开始，全国卷力推任务驱动型写作，通过任务指令，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上海卷在思辨性说理的路子上继续探索，力求摆脱那种只有泛泛之论而无具体说理的弊端，在测评维度的探索上，呈现出积极的进展态势。

　　相比之下， 2018年的部分命题在测评的方向与内容上，呈现出一种游移不定、左顾右盼的状态。

　　希望探索的脚步不要停下来。

泛泛议论无价值，具体说理见真功

　　2018年8套试卷，除了个别的，都必须或者允许写议论文。在这一点上，上海卷比较明确，近几年一直坚持这个做法，且稳中求变，不断优化命题，在思辨性写作的探索上，保持着一种沉稳的内敛与探索的锋芒。

　　上海高考阅卷负责人周宏老师认为，思辨是议论文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思辨的议论文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真是切中肯綮。近几年，上海命题一直试图从根子上改变议论文写作的问题——热衷于宏大话题与抽象概念的泛泛之论，热衷于写作技术与修辞技术的训练，结果把作文搞成了凌空蹈虚的道德口号、大而不当的人生讨论、抽象虚无的哲学玄想，以及矫揉造作的造势煽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上海卷正在引导议论文写作回到它本来的功能：说理与思辨。没有说理与思辨，那就失去了议论文写作及其教学的意义。

　　议论文是用来说理的，这是议论文的基本功能。作为一种文体，议论文当然也有其他功能，比如可娱乐、可审美、可炫耀技艺、可表现个性与风雅，但基本功能，毫无疑问还是说理。而且，其他功能的实现也须依托于“说理”这个特性。

　　说理是议论文的基本功能，思辨是功能实现的基本手段。问题在于，一旦进入教学，一旦涉及考试，事情就变得复杂了。比如，某些意不在讲理而着力于炫耀所谓的文采、气势和技法的议论文，在考试中往往能得到阅卷者的原谅甚至欣赏。还有一种观点，准确地说是一种忧虑：强调说理，会不会影响文章的文采、气势与技法？他们的看法是，强调说理，必然要强调具体的分析与论证，文采与技法失去了用武之地，而文章的审美趣味与艺术品位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这种膜拜空洞的文采与技法的“文人情结”，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无意识，盘踞在一些语文教师的心中，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议论文写作教学上必须突破的一个观念瓶颈。议论文是说理的文体，说一千，道一万，说理才是硬道理。有了“说理”这个根基，文采、气势和技法才是有意义的，它们给“说理”插上了翅膀，可谓锦上添花;缺少了“说理”这个根基，所谓的文采、气势与技法就成了华丽而无聊的装饰，甚至可能走向“说理”的反面，成为掩饰、包装和贩卖歪理邪说的手段。在议论文写作教学中，不将功夫用在说理上，却挖空心思地编织所谓的富有文采与气势的语句，或者炫耀富丽繁华的技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来意义。

　　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再来看议论文命题和上海卷的意义。什么样的议论文写作命题算是好的命题?引导学生开展具体的说理与思辨，让正确的废话、无用的套话、美丽的空话、高大上的假话都失去用武之地，这就是最基本的标准。上海卷在这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在我看来，这也是它的深远意义之所在。

　　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时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

　　题目提到“需要”与“被需要”两个概念，但写作的要求则聚焦在“被需要”上。“被需要”的心态人皆有之，既然人人都有，那么抽象地谈论“被需要”，意义其实不大。仔细想想，“被需要”未必真的就能显示自己的价值，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算不算互相需要？我看有所谓的“下水”作文说，一旦“被需要”成为自己的“需要”，就成了一个高尚和纯粹的人。这个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被谁需要？被贪腐分子需要？被恶人需要？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需要成了自己的需要，那岂不是自甘堕落！

　　“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一言以蔽之。自己需要的，未必是被人需要的;被人需要的，未必是自己需要的;自己需要别人也需要的，未必合乎社会的价值与道德需要;若仅仅关注我的“需要”，就成了自我中心;若仅仅关注“被需要”，就会失去了自我，这些都会带来认知的偏差、价值的错位和实践的落败。

　　关键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被什么人需要(谁)，被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在何种情况下被需要(环境)，等等。如果不从这些具体情况出发作具体分析，泛泛而论地鼓吹“被需要”，写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空洞的，也必然经不起推敲。题目要求考生谈谈自己的“认识”与“思考”，就是鼓励考生能从具体情况出发，结合个人的生活经验、社会实践和理性思考，来表达自己的理解与态度。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一直伴随着这种“需要”与“被需要”的矛盾冲突，这就是个体的认知、理念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冲突促进个体的反思，带来认识的飞跃。恰恰是在这种冲突中，青少年才能认识自我和社会，促成自己的成长与发展。

　　显然，上海卷关注的也是青少年成长与社会的关系，但这个要求是隐性的，不像全国I卷和北京卷第一道作文题那样显眼而已。

　　上海近三年的命题保持着明显的延续性，不妨回顾一下2016年的题目：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容易进入大众视野，评价他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常见，这些评价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对“评价他人的生活”这种现象的看法不尽相同，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种现象的思考。

　　如何评价“评价”这个现象呢？材料客观陈述了“评价”及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陈述中，也包含了一些价值评判与隐忧。比如，“进入大众视野”，这是不是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常见”是不是就是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个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显然，命题者已经预设了多元的价值思考空间。

　　材料中也隐含了一些因果判断。“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是材料给出的一个大背景，暗含了命题者的判断：评价与被评价越来越常见，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包含了“不可阻挡、不可回避、只能面对”的意思，强调了事物出现的必然性。有的考生主张独善其身，不问世事，以此避免别人的评价与干扰。这其实与题意是有些冲突的。

　　“评价”是复杂的，如何评价“评价”这一现象，取决于对“评价”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界定，不可一概而论。尤其是网络时代，网络将“评价”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都夸大和强化了，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能得到合理的论证支持，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要去分析谁在评价，评价的是谁，怎样作的评价，以什么样的方式作的评价，以什么标准去评价，评价的底线与边界在哪里……任何因素的变动，都会给“评价”的性质带来影响。

　　思路如图所示：

　　2017年的“预测”，其命题的内在逻辑也是如此。这些命题都试图在材料中设置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引导考生摆脱那些泛泛之论，在具体说理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思辨性与批判性。这样的命题，靠记诵几篇范文，靠排比、比喻的技巧轰炸，靠名言名句的堆砌，是万万写不出有深度、有新意的好文章的。我想，这样的测评作用于教学，一定会引导一线教师更新议论文的写作理念，在说理与思辨的教学与研究上下功夫。事实上，近几年上海的议论文写作教学也的确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泛泛议论无意义，具体说理见真功。上海卷对说理与思辨的探索是可贵的。当然，作文命题的方式与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上海卷的探索还有极大的空间。只要着意于引导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助长假大空的歪风邪气，这个探索就是值得期待的。

　　无论是对教育，还是对社会，这都是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