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十六岁不到，我中学毕业，面临的选择是，“你别无选择”——你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动员，我们这届知青12个班600余人，除过部分留城待业，大多于次年春或夏奔赴了插队地点。追溯知青下乡运动可至上世纪60年代初，形成气候则在1968年后。到高七四我这一届已是迟到者了。

　　下乡当天，虽有锣鼓鞭炮送行，但由于相关方扯皮、疏忽，所在农场只为百十号人配备了3块床板。送孩子落户的父母纷纷涌入枪床板行列，哭声夹带骂声，现场一片混乱。家父家母却稳如泰山，拉我到一棵树下说，我们不抢。母亲甚至把浅浅的笑容递来，安慰说：“儿子，沉住气，天无绝人之路！”

　　那晚，公社开足了马力，用大锯锯开湿木，硬是赶在天亮前凑齐了床板。只是，木板太潮湿，以后的日子里，知青们必须天天日升晾晒床板，日落收回床板，才不至于委屈了被褥。想起母亲临别时的坚强笑容，我备受鼓舞，常常安慰自己“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电影台词）”。多年后，我落户西安并做了父亲，母亲才实情告我：那天，她心很痛，回家后蒙头哭了半晚，哭肿了双眼，第二天都不敢见同事。

　　在农村，我看到了真实的中国：贫穷，闭塞，愚昧，落后。一个女人值800元钱，如果你讨她做老婆；或只须付十斤粮票，倘若跟她睡一觉。

　　那时候说谎不打草稿，个个敢喊“扎根农村一辈子”。？我相信比我们要早的部分知青，喊“扎根农村”是真心的。但大多数人是被迫、无奈。

　　多的不说了。男知青要回城，多送猪头肉给公社书记和生产队长；女知青要回城，陪侍公社书记就有希望。我也想回城，但什么都不考虑，只是抽空读书，主要是历史书——想知道中国5000年的历史歪歪斜斜，到底是怎么走下来的……

　　还渴望爱，自由自在的爱，爱你的亲人、朋友和天下所有值得爱的人。

　　后来最高领袖逝世了。我总算松了口气，预感命运会因此发生些变化。再后来，十月剧变，四人帮倒台，一个月前的“松了口气”变成了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我跑到渭河河堤大喊，“天亮了，天终于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