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6名大学生因在一场自学考试中替考被抓，其后，6名学生及家长、学校给办案检察官寄来一封封“求情书”恳请宽宥。检察官在刚性的法律条文与学生们的前程之间左右为难。实地走访调查之后，该院检察委员会认为六名学生系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检察院柔性办案，决定对他们不起诉。

　　任何案件都是丰富而鲜活的教材，都与现实生活有着这样那样的复杂撕扯，而不仅仅是法律文本上呈现的那些干巴条文。检察官能够实地走访调查，体察替考大学生的生计困难，并为这些贫困大学生的前程着急，这种精神让人感动。

　　不过，如果因为替考者家庭贫困、学业优秀而免于处罚，则这样的“柔性”未免有些过了。法律固然要兼顾天理人情，并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但是，也要考虑到对涉案者违法行为的矫正，以及对类似违法行为的警戒与提醒。

　　替人考试属于违法行为，并非什么高深的道理，本来就是一个常识，6名大学生不可能不知道。况且，他们的替考也并非一时冲动之下的激情行为，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包括准备假身份证、假准考证等，这表明，这些大学生的替考并非不知情之下的糊涂之举，而是心存侥幸的涉险行为。即便不谈《刑法修正案(九)》调整之后的“替考入刑”，此前的替考也一样要受到行政处罚。

　　替考者家庭贫困固然不假，但当下大学中的贫困生勤工俭学的途径也很多，无论是做家教，做促销，都是可以的，为什么非要去替考呢?进而言之，既然被抓后才意识到替考可能影响前程，那早些时候干什么去了?既然做了，就应该承担责任，接受惩罚，岂能扯七扯八拿贫困说事?

　　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法律有规定，因为贫困而违法的，就可以从轻处罚，更不要说“为了前程”。若是谈“前程”，哪个违法者没有自己的“前程”?何以大学生的“前程”就一定要高于一般人?

　　替考事件的危害性，不仅仅是搞乱社会评价体系，更在于毁坏了一个社会的诚信基础，其所指向的是学历造假，以及由此引发的信用危机。实际上，这也是刑法修正案将替考入刑的深层考量。如果这些大学生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而侥幸逃脱了刑罚，即便走上社会也不可能心有戒惧。

　　当然，不起诉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惩戒，也不意味着这些学生不会接受教训，但如果严肃的法律总是被柔性执行，也不可能谈得上“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