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时，我就觉得物理很有趣。考大学时，人家说物理系不好考，但我兴趣在这里，就想试试看，最终考上了。格致中学给了我足够的基础。

北大比较有名，但人家劝我北大太难考了，家里人也不太赞成，觉得我还是在上海比较好。最后我还是留在了上海。实际上复旦大学对我的一生非常重要，改变了我对很多东西的认识。

复旦大学本来是没有名气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很多有名的教师全都过来了。在复旦我意识到，在大学里上大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小班课。当时复旦的小班课是习题课，由助教来带，给同学们解答问题，同时也出一些习题给同学们做。

复旦给了我很牢固的基础。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比如，一年级讲普通物理学的王福山教授，二年级的周同庆教授，讲数学物理方法的王恒守教授，还有卢鹤绂教授等。

卢先生对我的一生影响也很大。他四年级的时候给我们上课，鼓励大家提问题，启发我们独立思考。有一次上课时，我提出来他一个公式写的不太妥当，他说回去再查一下。后来，他请我到他家里说，你讲的是对的，下次上课我会纠正，一点儿都没生气。这就是大师风范。

他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给我出的题目非常难，最后没有做出来。后来其他科学家做出来了，而且拿了奖。但卢先生说，做了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第一，复旦的老师特别好，讲课讲的非常精彩。如上所述，院系调整后，复旦来了许多杰出教师。带我们习题课的助教们也非常好，好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教授。

第二，复旦的治学精神非常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复旦大学的校训。我最欣赏的是每一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博学的学，切问的问。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学习答问题。

这要感谢邓小平。建国后，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派往苏联，我哥哥就是在苏联拿的博士学位。在中苏关系破裂后，邓小平同志就讲了一句话“往西方派”。现在听起来很自然，但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我被选拔为第一批派往西方的候选人，集中到北京进行英语培训。一开始许国璋考我们英语，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他说，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英语考试，不要说半年，两年能通过就不错了。后来我同来自北京大学的陈佳洱讲，我们的英文不见得就像他说的那么差，我俩约定从第二天起就只讲英文，不讲中文。最后，我们两个都通过了，我去了丹麦，他去了英国。这个机会应该说是邓小平给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所以经常连夜做实验。玻尔实验室的分工很明确。有一次我要熬夜做实验，担心仪器坏了没办法修。管仪器的同事就给我准备了6台。

我在丹麦玻尔实验室的第一年主要是与丹麦人Per Rex Christensen合作，做出了很多成果，得到了玻尔教授的认可，邀请我又延长了一年在丹麦的时间。玻尔教授也非常鼓励我们提问。

第二年有位美国科学家提出想加入我们。我报告给了大使馆，大使馆同意了。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放弃了在合作成果上署名，那位美国科学家非常感动，他觉得主要工作是我做的。这件事也为我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任职于美国武器研究院，后来主动向我发出了访问邀请，促成了中国代表团对美国武器研究院的两次访问。

1983年的那一次，氢弹之父于敏也去了，那也是他唯一一次出国。我们一共去了6个人，他们有60个人陪同。美国武器研究所里有一个基础研究部。我一开始很奇怪，做基础研究的人又不搞武器，为什么要请他们。后来了解到，在基础研究部的科学家可以搞自己的基础研究，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讨论武器时得听着。这也就是美国武器研究所的高明之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提出来的意见，搞武器的人是提不出来的，这些意见能从根本上提高武器的性能。

在本科阶段，学生的人生观还没有形成。因此，大学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是再次塑造的过程。本科教育最主要的目标是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平衡发展，使学生具备开放而全面的视野，以及均衡发展的人格，做人第一、学问第二。

如果一所学校不能抵制作弊风，是不可能办好的。在第一批退学的学生里有一位来自我母校格致中学的毕业生。我当时很痛心，但一样开除了。后来，我与格致中学的校长讲了这事，他完全同意。

是的。

从我开始做校长时就认为，教授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把教学搞好，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科学研究。教学是教授的本职工作，科学研究是教授自己要做的事情。我相信，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两者兼顾。如果不搞研究，就没有更多新的东西，教学也是教不好的。一流的教授，一定是教学科研并重的。

因为慢慢地，我觉得人文和科技是分不开的，是密切相关的。